Yahoo奇摩新聞 【時代現場】酸臭之屋 弱勢族群的無奈選擇
明眼人一看便搖頭的違建或矮樓，在租賃市場上卻是搶手貨，被主流租屋市場排除的中高齡人口、收入不穩定的非典型就業者，和仰賴福利身份補助過活的弱勢族群，全得依靠這樣的房舍來提供遮風避雨之處，脫離流浪在街邊的生活。
在台北車站外頭睡了30年的阿丁，如今終於租得起屋。矮樓裡一張雙人床便佔滿房間的小雅房，成了他的家，一眼便能望穿的房裡掛著他從社會局領來的外套、毛巾，一床薄被鋪在角落，「這裡比車站好多了，關起門有自己的房間可以睡覺。」
低溫來襲那幾日，阿生（化名）雅房裡的風扇仍嘎嘎地轉動，但房裡空氣黏膩，風扇顯得徒勞無功。「這種天誰要開電扇，又不是瘋了，可是不開就會有一股味，聞了難過。」額上的皺紋讓63歲的阿生看起來像總蹙著眉，他轉頭望著門口來客，「都不好意思問你有沒有聞到那股臭味。」
蝸居陋室 靠補助度日
阿生的家在萬華一處巷子裡。幾次轉彎後到了巷底以為無路可進時，再由死胡同左邊一個小洞低身鑽入，便是阿生賃租那幢搭得歪斜的3層樓房。牆上爬滿電線，昏黃燈泡在頂上搖晃，沒了門的共用廁所飄出尿騷，往2樓的樓梯每一級都砌得高低不等，輕薄的夾板隔間，輕易便能聽見隔壁洩出的電視聲。
人才鑽進洞裡，便聞到阿生說的那股味兒。那是以老菸槍身上的煙味為基底，佐以排泄物、動物屍體和食物腐敗的酸味，和長年不透風累積下的霉味而成。
阿生位在1樓的房間，拉開門一眼就能望穿，門邊倚著他的助行器，角落一台軍綠色冰箱，上頭滿是鏽蝕的痕跡，裡頭大大一塊結霜，和幾瓶10幾元的麥香紅茶。一張雙人床佔滿房間，懸掛著的衣服在床尾上空擺盪，剩下的空間僅有床沿到門邊，剛好夠他扶著助行器起身。
「到處都發霉、死蜘蛛還在牆上，正常人誰想住這樣的房子啦。」但靠著1個月1萬5千元的低收入戶和身障補助過活，5,500元的房租是阿生可支付的極限，扣掉房租後，1個月生活費大約9,000多元，「現在一個便當都要6、70塊了，生活真的很吃緊。但這邊是違建，不能申請租金補貼。如果申請得到補貼，房租就可以省一點了。」
阿生本是萬華在地人，家裡原是在夜市擺攤賣衣服，一個姊姊已嫁人，20多年前父母過世後，弟妹則各自分家離散。而接手擺攤生意的阿生，08年的某天，騎車準備去找朋友時，在路上出了意外。
車禍重傷 積蓄全清空
在醫院醒來後，阿生的右手肘關節已沒，右腿髖部也受傷，幾乎無法使力，「你看兩條腿粗細差這麼多，這條都萎縮了啊。」阿生邊拍了拍健康的左腿，接著扯著沒了關節的右手臂，180度扭轉手肘，原本應是結實的關節處，像癱軟的毛巾擰成一條麻花。
「警察跟我說我真倒霉，附近5、6支監視器都是壞的，沒拍到撞我的人。」更倒霉的是，住院期間，一日阿生下床走動，走道剛剛清潔，還留有水漬，他一腳踩滑，左手肩膀也摔傷，舉久了便疼，「現在只剩這隻腳了。」語畢又拍了拍左腿，「無法度啦，人生啦。」
原本夜市擺攤的營生大約足夠阿生日常開銷，住院一趟費去了積蓄，不足的醫藥費只能靠社工幫忙找資源墊付；出院後無法再擺攤，在街頭待了2、3天後，社工幫阿生申請了低收入戶證明和身心障礙手冊，這幾年就靠補助過活。
阿生輾轉租過的幾處房舍，大抵和現居的小雅房差不多——搖搖欲墜的矮樓，或是1層隔了10幾戶的小雅房，房間僅夠一張床，起身，跨出一步便抵達門口。
明眼人一看便搖頭的居住環境，在租賃市場上卻是搶手貨，被主流租屋市場排除的中高齡人口、收入不穩定的非典型就業者，和仰賴福利身份補助過活的弱勢族群，全得依靠這樣的房舍來提供遮風避雨之處，脫離流浪在街邊的生活。
阿生的左鄰右舍多跟他一般，靠著微薄收入過活，住隔壁房的阿丁（化名）剛滿62歲，阿丁的父親早年在基隆港跑船，遺下母子2人在高雄老家，「日子過不下去，我媽帶著我坐火車去基隆找我爸。沒錢買車票，一路躲在廁所。」
慢車開了一晚上，天亮到基隆，找著了父親，但一家團圓沒多久，母親就罹病過世。阿丁留在台北，到工廠做工，當完兵後又回到台北，就睡在台北車站，接一些舉牌、派報的工作。
曾經在車站打地鋪時遭人襲擊，送到中興醫院就診，後耳縫了好幾針；也遇過做颱風時，雨滴斜打在棲身的厚紙板上，好在台北市社會局說服鐵路警察，才讓睡在外頭的遊民進車站避風雨。露宿街頭總睡不好，風吹草動都讓他驚醒，在車站睡了超過30年，「這麼漫長的日子，這麼多的苦，就像一場修行。」阿丁彷彿入定老僧般地冒出這麼一句。
約莫8年前，社會局安排阿丁參加市府的「以工代賑」方案，由社會局聘僱，做一些清潔鄰里的工作，每個月固定收入可到1萬5千元。之後社工安排阿丁租屋，同樣是一張雙人床便佔滿房間的小雅房，房裡掛著他從社會局領來的外套、毛巾，一床薄被鋪在角落，「這裡比車站好多了，關起門有自己的房間可以睡覺。」
去年4月，曾有台北市議員質疑社工怎能介紹弱勢承租如此破敗且不符消防規定的房舍，對於這樣的批評，台北市社會局萬華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的第一線社工楚怡鈞無奈苦笑：「我們也很希望給個案更好的居住環境，但現實就是沒人想租給老、殘、窮的房客。而且再高一點的租金，多數人也負擔不了啊。」
身分排擠 租屋不友善
租賃市場裡的身份排擠，讓高齡、獨身、無家和收入不穩定的人一屋難求，細數曾被拒絕的經歷，長年提供無家者各種協助的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祕書長李盈姿滿肚子感觸：「最難租到房子的是中高齡失業的無家者，房東會覺得你這個年紀卻沒有家人，是不是有什麼問題；獨身女子也常會被房東質疑，是不是婚姻有狀況、家暴逃出來？房東會擔心丈夫跑來鬧事。」
社工陪同租屋，更會讓房東卻步，擔心租客是不是收入不穩？或是有前科？曾在芒草心擔任社工的巫馥彤因此練就一身應對房東的本領：遇上房東質疑租客孤家寡人無親友，她便推說是個案的姪女，陪著來看房；若房東進一步詢問就業狀況，「舉牌、發傳單就說營建業、保全就說服務業。」藉此降低房東疑慮。
已有福利身份，能每月領有固定補助的個案，雖然不必擔心房租沒著落，但多半卻是老或殘，年齡歧視讓他們一樣難租屋。「我曾帶一位70多歲的個案和他90多歲的母親去租屋。房東一看年紀這麼大，怕他們哪天突然死在家裡，馬上就拒絕我們，你跟他說社工會裝緊急通報系統，出事我們會處理，但他還是不要。」談起租屋的各種難關，楚怡鈞早習以為常。
租屋市場的不友善，讓弱勢租屋者沒得選擇，楚怡鈞感慨：「在萬華，大約有10幾處據點，這些地方的房東願意租給弱勢租客，包容度也相對高。但房子共同的特色就是老舊、房東年紀也大，不想多做修繕，屋裏大多是違法隔間或違建。」
其實社工心裡比誰都害怕，這樣的房子完全不符消防法規，一旦發生意外，只怕會是嚴重傷亡。但現行的住宅政策沒能為這群人留條路，讓最底層的房客，只能選擇最差的房舍。
申請補貼 違建遭打槍
2019年民進黨政府宣稱投入28億預算在住宅補貼政策上頭，擴大租金補貼適用對象，預計造福12萬戶。且根據內政部的統計，過去3年租金補貼申請的核准率皆超過8成。照理說，弱勢租屋族群應可藉著租金補貼，來覓得較好的居所。實際上，好一些的房型，房東不願出租；而唯一租得到的舊城區老舊房舍，卻根本無法符合內政部租金補貼相關規定，遑論提出申請。
楚怡鈞解釋，「按照內政部規定，申請補貼的房子，首先必須符合基本居住水準—1人獨居的至少要有4坪空間，而且不能是違建、違法隔間，光是這幾個條件，那些老宅全部被打槍。」過去阿丁也曾想試試租金補貼，看能否有機會減輕居住成本，送件後果不其然，審核未過。
再來是申請中央租金補貼，按規定戶籍得放在租屋處，不少房東擔心租金收入曝了光，國稅局會找上門，因此拒絕讓租客入戶籍。去年8月，李盈姿嘗試協助幾位個案申請租金補貼，希望拿到補貼後，個案們可以租到好一點的地方，「結果很多個案好不容易通過核准，卻根本找不到房東願意租，最後只能放棄資格。」
中央的補貼走不通，原本還有各地方政府視財源狀況推出的低收入戶租金補助可嘗試。這筆錢以前放在社會局，只要有福利身分就能申請。但2011年後改成由都發局發放後，「申請補助的租賃資料會同步提供給國稅局，房東同樣擔心因此曝光，聽到房客想申請，大多不願出租了。」面對補助與實行上的落差，崔媽媽基金會居住扶助部主任馮麗芳也是充滿挫折。
現實的荒謬成了套套邏輯：最需要租金補貼的，往往是這群租不起、租不到好房子的弱勢租客，但要申請租金補貼，卻得有辦法租得到一間好房子才行。曾有位第一線服務遊民的社工語帶嘲諷地評論：「法規希望一個人能擁有『居住品質』，可是中產階級的『居住品質』離這些弱勢太遙遠。」兩邊落差之大，反而讓最需要的人最得不到協助。
楚怡鈞也曾詢問台北市專供低收入戶承租的平價住宅是否還有空房，「每個月只要繳幾百塊管理費，房間8到14坪左右，對弱勢來說是最好的選擇。可我一問，對方說至少還要排10年才會有空房。」讓楚怡鈞只能打退堂鼓。
無法負擔太高的居住成本，又申請不到補助，讓酸臭之屋成了他們唯一首選。「曾經有個個案，他租的地方根本不是房間，是一戶樓中樓裡面，樓梯下方的空間——跟小說《哈利波特》主角住在姨丈家時一樣——空間之小，一坐起身就會撞到頭。」這麼一個空間也要價3、4千元，讓巫馥彤直皺眉，但個案覺得自己只是需要一處遮風避雨的睡覺空間即可，因此仍是租了去。
老屋弱勢 成共生關係
另個個案在大樓擔任保全，老闆介紹給他的租屋處，根本是那棟大樓地下室樓梯間的夾層，「老闆還跟他說，這樣離上班地點很近。」巫馥彤忍不住冷笑出聲。
經濟等外在條件，限制了這群人對「家」的想像，「有的房子真的太過老舊，我們希望房東可以修一下，但他不想修——反正再爛都有人搶著租，果然房東放上租屋平台，也是一下就租出去。」楚怡鈞無奈地說。
市場排擠讓老屋和弱勢形成特殊的共生系統，房東因此多了一份穩定的租金收入，一名第一線社工觀察：「尤其有社福資源支撐的，交租基本上沒問題。以台北市來說，最高一級的低收入戶補助，每個月可領到2萬3,000元，而且這金額還會跟著基本薪資調整而連動，房東也偏愛這樣的房客。有時補助調漲，房東也會跟著漲一下房租。」
想換屋，阿生能指望的只剩福利補助，他聽人說，他的情況應該可以拿到更高一級的低收入戶補助，但要重新申請福利資格，補助將會有1個月空窗期，他思忖今年要找個手頭鬆的時候，再來重新申請福利身分，「看能不能多一點補助，換到好一點的地方住。這邊真的很糟，空氣差、又小間。」他頓了頓，「唯一好的是我們二房東人很好啦。」
和阿生同住1樓的阿宏（化名）就是他口中的二房東。阿宏的房間比阿生小得多，一張單人床佔滿整屋，瓶瓶罐罐堆疊在門旁，衣服掛滿牆邊，電視總開著，讓房裡像有人聲作陪。
1930年代出生的阿宏，老家在芳苑。風頭水尾之處養不起孩子，家裡6個兄弟姊妹全在國小畢業就來台北當學徒。那時要當學徒還得找人請託廠主，他在成衣廠幹活，包吃包住但也辛苦，阿宏的父親在芳苑養蚵，遇上中盤收了貨，人卻跑了，蚵農1分錢也沒拿到手。阿宏當完兵後，接手做中盤，收購老家芳苑一帶的蚵仔，再轉賣給遼寧街夜市的攤商。
「做中盤都是半夜收貨，回家都深夜了。」日夜顛倒的作息讓他和家人起了衝突，「我回家時大家都在睡覺，弄出聲音他們覺得吵，後來想一想乾脆自己出來住。」收拾好，人便離了家，買了的房子留給老婆與兒子同住，一個人靠老本和兒子給的微薄生活費租屋。
「我原本租在對面那邊，（格局）也是跟這裡差不多。後來房東兄弟間產權糾紛，我就搬到這裡。」只是阿宏剛租進來時，房東已不大想再招租，「租給這些人也不輕鬆啦，欠房租的、脾氣差的，一個便當盒沒放好就要動手的……，管理這些也是很累啦。」房東原只想等到老房客離散後，便將房屋空著不再出租。
但少了一個出租空間，等於會有好幾個弱勢房客再度成為無家者，阿宏說，那時台北市第一代服務遊民的社會局社工張獻忠鼓勵他接下二房東一職，管理環境、收租全交由他負責，房東只管每月坐等租金進帳即可。兩邊談妥，房東樂得輕鬆，出租空間從此保了下來，而阿宏一接手，10幾年就這麼過了。
阿宏的房門總敞開著，有事尋他，只需在門外喚一聲。他不在時，也會在門把上掛上「外出」的牌子，告知房客。「像我們這裡有些腳不方便的，二房東要買飯時都會問我們要不要吃，順便幫我們買；三節、過年他拜拜，拜完的食物也會找住戶一起分享。」阿生擺了擺手，指著浴廁外頭的走道邊倚著的幾張桌子，「就擺在這裡吃。」
80多歲的阿宏，看上去並不顯老，比阿生還年輕，彎彎的八字眉配上笑臉，有種苦中作樂的感覺。接手二房東後，阿宏還為浴室換上太陽能熱水器，「以前叫瓦斯，但瓦斯桶會被偷搬走。裝了太陽能的，出日頭時就靠它；陰天就轉到用電，方便很多。」遇上租客手頭緊，阿宏也會代墊房租或是塞個幾千塊給對方救急，「墊出去的大概10幾萬了啦。」
問他沒想過離開此處，找到別的居所嗎？阿宏苦笑，「怎麼沒想過？有時也覺得累，收個電費也能爭執半天，一個說都是別人用比較多，他不給；一個又說哪裡看得出來他用比較凶，憑什麼他多繳。」苦笑完了，他說：「可是看一看，又放心不下。」
隔幾條街，往果菜批發市場方向走，房東阿金（化名）手上一棟4層樓的房子，夾藏在整排住家中。30年來，阿金長期和崔媽媽基金會合作，專門租給弱勢房客。
阿金的房子，屋齡已超過40年，一層一戶，大約8坪大小的空間。他曾碰過媽媽帶著精障的女兒和剛出生的孫子來租屋，入住沒多久，精障的女兒就揚言要開瓦斯炸掉整棟樓；也有房客突然失蹤，尋了好久才知道吸毒入獄，他只得去監獄探訪，解除租賃關係。
房客過世 屋主不介意
弱勢意味著人生的困境糾結成難解的毛球，「這樣的房客，坦白講，狀況真的比較多。」但阿金的包容為這些人在城市裡留下一席之地。他會到醫院探視住了12年的房客，要對方別擔心房租，好好照顧身體。最後對方臨終時欠了1年房租沒繳，「但他租12年，才這1年沒繳而已，還可以啦。」
住得久的房客，也曾在他房子裡闔上眼，問他忌諱屋裡死過人嗎？他笑說台灣有句話，叫做：「寧借人死，不借人生。」意思是過世的人會保佑房子裡的人，借給別人生孩子，卻會把屋裡的運氣給帶離，「死在家裡有什麼奇怪。」
只是阿金不介意，鄰居、里長卻介意得很，曾有租客來看屋，里長趕來後對著租客竊竊私語，說這裡死過好幾個人。和阿金長期合作的崔媽媽基金會居住扶助部主任馮麗芳只得找人來屋子做法事，「做給里長看的啦。」
或許是凌亂的房間、腐臭多時的屍體這一「孤獨死」印象讓一般人卻步，對於獨身的弱勢租客才有更多顧慮。但不婚與少子化浪潮夾殺下，年長獨居人口本就勢必上升，即便非弱勢族群，一樣可能成為老年獨居者。
為了因應獨居比例的增加，2013年起，台北市社會局和中興保全合作，針對轄區內列冊追蹤的獨居老人提供緊急通報救援系統服務，發生跌倒等意外事故時，只需按下「隨身發報器」，就能通知人員到場協助。
善願協會 助貧辦喪葬
中興保全也有每週一次的電話問候和每月1次的訪視，再加上民間團體、社會局的社工家訪，織起綿密的照顧網絡，「房東、二房東也會注意啦，3天、5天沒見到某個房客，都會趕緊打給社工，叫社工來看看。」阿丁說道。
當真遇上個案過世，社工和轄區員警也會熟記一組號碼——善願愛心協會會長郭志祥的電話。請善願來協助這些弱勢個案的身後事。房東只需等房子整頓好後，就能繼續招租。
1996年成立的善願愛心協會（以下簡稱善願），服務範圍涵蓋極廣，除了看護、養護和醫療不做外，其他凡舉捐助慰問金給急難弱勢家庭、提供獎學金給清寒學生，提供弱勢租客租屋押金等，一概全包。
98年左右善願愛心協會開辦喪葬協助，善願會長郭志祥說，經常接觸弱勢家庭，聽他們談起遇上親人過世時，喪葬費成了另一個負擔，讓本來就脆弱的家境更困難，所以才有開辦這項服務的念頭。
「剛開始辦喪葬服務時，我到處去跟醫院社工、社會局宣傳，很多人覺得奇怪，還說『這種事哪有請別人幫忙辦的』。」郭志祥笑著說，後來醫院等單位開始轉介個案給善願，到現在1個月平均250件喪葬服務案，協會也慢慢摸索出一套喪葬協助的SOP。
現在每逢接到社工轉介來的個案，郭志祥隨即在志工群組裡貼上相關資訊，群組內棺木店老闆、花店老闆、大體運載公司和誦經師傅等聞訊後立馬動起來，按部就班排好工作期程：幾時載大體、幾時佈置靈堂、幾時誦經，一個一個有條有理。
「像這個是靈骨塔的老闆，問說個案的生歿時間，要刻西元年還是民國年；這是另一個志工，說要幫忙看一下好日子，哪天適合出殯。」郭志祥打開群組訊息笑著補充，所有後事費用，還會靠志工捐款湊足，為喪家省去負擔。
20年下來，郭志祥對整套流程熟稔於心，有時比員警還老練。曾有轄區新上任的員警，遇上獨居老人過世，嚇得措手不及，「打給我，叫我趕緊去載大體。」郭志祥一聽心想，這可能是菜鳥，沒遇過這種事，便要對方先通知偵查隊，偵查隊再找檢察官，看是要現地相驗屍體，還是載去殯儀館再驗，等這些確定後，他才能去運載大體。交代完，郭志祥趕緊跟對方補上一句：「開冷氣。不然那屍體臭了，味道嚇死人嘍。」
郭志祥辦公室裡有厚厚一疊個案資料，是他經手的3,300多個往生者，每一位都是一聲嘆息。他曾遇過一對年幼時因家暴而逃家的姊妹，窩在木板隔間的小套房，靠洗碗打零工維生。妹妹過世時姊姊不知怎麼處理，只能用棉被包裹屍體，待透出臭味被鄰居發現，才通知房東查看。
郭志祥在協助後事時發現，2人因未成年時便逃家，姊妹倆的身分證一直沒去換發，結果被註記成死亡人口，妹妹過世時反而無法開死亡證明，還得先「復生」才能辦喪禮。
一毛不取 亡者體面走
也有低收入戶獨居老人在租屋處過世，社工請戶政單位協尋親屬，「找到失散三十年的女兒。女兒接到父親的消息，竟然就是人已過世，要趕著辦喪禮了，嚇死了。」郭志祥說，當下他們趕緊出面解釋，喪禮的棺木、靈堂、誦經等他們會負責到底，父親的低收入戶喪葬補助也全歸家屬，他們一毛不取，只需要家屬簽委任書，委託善願代辦即可。這才讓對方鬆了口氣。
幾乎天天辦後事，郭志祥笑說自己原先剛開始做喪葬補助，「看到大體時，心裡也有點怪怪的，晚上睡不太著。後來案子一直來，根本來不及『怪怪的』，就這樣做下去了。」說完他補上一句：「其實只要去除對大體『無知的恐懼』，就不會擔心太多了。」
他曾經接到社工電話，給了轉介單請他去協助一位往生者的喪禮。往生的老父親住在平宅，領有低收補助，3個兒子全是重度智能不足，「很可憐，連簽字什麼都不能。全靠社工幫忙。」其實社工大可不必介入，地方政府對於獨居老人或中低、低收入戶都有免費聯合公祭，親屬無力支付費用，只消參加聯合公祭即可。
「但聯合公祭1次20幾個亡者，這邊念經拜佛祖，旁邊在拜耶穌。」郭志祥說，善願的每個個案都有獨立的靈堂和塔位，也許個案在世時過得並不如意，但人生最後一程，在社工和善願的協助下，總能「體面」一些地走。
長年來，社福團體間有句評論：「台灣的社會福利屬於『殘補式』（residual model）」，只有最窮最老最殘的1.28%人口（編按：2019年低收入戶總人數約30萬人，佔總人口1.28%），才會落入福利的安全網中取得低收入戶資格，靠著補助維持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但舊城區裡蝸居在破敗老屋裡的房客，以及圍繞著他們而長出的支持系統，填補了福利制度的空白處，發展出城市底層的生存網絡。
只是鑽出那洞口，萬華老城區的四周已慢慢矗立起大樓，即便都市更新的腳步在這裡顯得緩慢，土地開發終究會到來，幾處租給獨居老人的房東也已等待都更多時。城市發展如一次又一次的洗牌，越來越高的生活成本，篩落負擔不起的人，像一場無聲的驅離，沒人知道下一個家會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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