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自由主義:共產黨還會繼續做出錯誤的決定

普通人的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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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戰爭後期,一心指望V2火箭能夠研發成功,一舉打下倫敦,因而移轉大量資源到火箭上,但最後徒勞無功。日本也是這樣,拚命建「大和」這種巨大的航空母艦,意欲用大取勝,擊敗美國海軍,但花費驚人的大和,中看不重用,以被魚雷擊沉為下場,不僅沒達成戰略目標,建造與維護,同樣也佔用過多軍事資源。極權體制在事情運行不順的時候,常會走這種極端。對比民主國家的小錯不斷,但大錯不犯,就很清楚制度孰優孰劣。

關鍵在於,在民主制度裡,決策的過程透明度很高,多方意見可以達到指揮中心。而通常在危機的時候,指揮中心,比平常更需要有創意的想法來解決問題。因為民主社會的教育,要公民勇於表達意見,所以不管軍事,還是政治,決策者習於聽取意見,也要回應批評,所以能從多個角度論事,而讓事情比較圓滿。極權國家的一言堂慣性,如果領袖心胸寬大,也許可以製造出開明的風氣,而達到察納雅言的效果,但通常極權體制下,不會產生這種開明的領袖,而多會是希特勒、習近平這種自大而無能的帝國領袖。

民主制度的優秀,不在於一定會做對決策,而是決策是可以公斷,可以改進,而且有人負責的。台灣的口罩之亂,根本不是問題,而是民主社會的正常決策過程,而且結果還相當好,越有人批評,執政黨越有改進的動力。民主和專制的差別,還在於官僚的誘因,而這誘因,也與責任政治有關。

民主社會的官員從事公職的誘因,在於法律保障下的穩定日子,而政治人物的誘因,則是對公共事務、權力的喜好。因為權力基礎來自民眾選票,所以政治人物有為民負責的認知,這個為民負責的認知,會在制度下,貫徹到公務員裡,讓僵固的官僚體制,有為民服務的動機。市府官員害我不能連任,那我自然會想辦法讓你好看。但極權政府負責任的對象是大老闆,是習皇帝,所以負責任一事,不是對民眾,而是對上面。今天的武漢市長、湖北省長、黨委書記這些官,一個個都沒下台謝罪,令我們習於民主社會權責相符的觀察家,一時之間看得不是很懂。但如果仔細想想,這人頭如果落地,誰來接位?想清楚專制的官僚運作的誘因後,就看得懂了。誰敢來接武漢市長的位?大老闆都還搞不清楚疾病能不能控制,隨便換人,不但沒人敢做下一任,也難保把過錯又攬回身上,不如還是讓周先旺先繼續擔著,把敗戰責任處理完了再說。

照共產黨自己的宣傳,政府和黨的計劃與領導,是中國興盛的主因,好像「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真有其事。但一個瘟疫下來,發現這個國家運作的基礎,其實是市場經濟,一旦封城,切斷了往來,市場停擺了,政府組織也腦死了,連第一線的醫護人員都拿不到口罩、防護衣。計劃經濟的指揮體系,不是一個口令下來,就會有一個動作發生?口罩應該是習主席下令,就該全國供給無虞,怎麼會搞成這樣呢?社會主義好個頭!

但市場經濟現在完全給斷了手腳,封城、封路的情況,再持續幾天,很快全中國就斷糧了。更糟的是,這個市場經濟,本來就是建築在極權體系上的不穩架構,許多的環節,並不像美國的純正資本主義,相信自主獨立能力的自由人,為發財而經營事業,很有自主能力。中國的市場經濟,很多決定都還是來自政府。中國的市場經濟,手腳被斷就算了,現在連腦子都使不動了,因為決策者慌了手腳,光自保都來不及,根本沒辦法處理十幾億人的生存問題。沒有中央的指示,沒有上級的指導,上億人民坐地等死。

這就回到最前頭說的,當危機來臨的時候,極權體制容易走向極端。為避免共產黨失去政權,北京的領導核心,會在疫情沒有得到控制的情況下,做出很多錯誤的決定。也許是錯誤地暫停金融市場,也許是隨意放棄大批人群,也許是用軍事行動分散注意力。行動越大,錯的機會就越大。這場共產黨垮台的悲劇,恐怕要超過文革的悲慘程度。(本文經經作者授權刊出,摘自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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