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房花開番外篇】這次她以攝影師名義來台 「下次來也許是時裝模特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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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歲到新加坡當家庭幫傭,前2年Joan Pabona沒有休假過,新加坡的雇主不允許她擁有手機跟家人聯絡,那過程像被關在小小暗暗的監牢裡,她回憶當時的心情,每一天她都像一台機器一樣工作,接受雇主的指令做事,情緒必須埋在心裡。

第3年她爭取到了假日,問她是怎麼爭取到的?她眼神顯露一股小女孩的俏皮感,「在那個時候儘管電話是不被允許的,我還是偷偷藏了電話起來,因為他們(雇主)很聰明,我就要比他們更聰明。」她笑了一下,接著說:「因為即使你想為自己爭取權利,如果他們不想聽,那也是浪費力氣,我很想念家人,為了想跟他們通話,我偷藏電話。」

2年後,放假回菲律賓,孩子3歲了,但不認得她,那是她第一次體認到海外工作,雖然能賺錢,但帶來一些遺憾,而工作時的孤單,也讓她一度想放棄。「我回到菲律賓就不想再繼續回去工作了,這時我才發現,我得為自己爭取權益,我爭取到1個月至少要有1天的假。他們說不要,我說如果你們不要,我們的合約就不繼續了,因為我不快樂。」後來雇主妥協了,讓她1個月休1天假,也讓她使用手機。

努力爭取,竟然也只有一天假。海外移工的困境,就顯現在這一天假的爭取裡。

「我覺得在新加坡的時候受到的歧視是最嚴重的。儘管妳在為自己爭取權益,他們還是認為你是一個家傭,你本應該要這樣。仲介也是,像是……儘管有合約表明休假的規定,如果雇主不想給你任何假,仲介知道了也不願意幫你,我感覺自己像是一個奴隸,被歧視,無法為自己爭取自由與權利。」

JoanPabona在展場中介紹自己的得獎作品〈Sacrifice〉,手上的相機是得獎後擔任富士相機在菲律賓的品牌代言人所獲得的酬勞。
JoanPabona在展場中介紹自己的得獎作品〈Sacrifice〉,手上的相機是得獎後擔任富士相機在菲律賓的品牌代言人所獲得的酬勞。

台灣對外籍的家庭傭人的歧視也嚴重,早年甚至不允許幫傭使用自己的名字,而是幫家傭取名字。問Joan Pabona可有被雇主要求改名,另取一個名字?「不,我沒有用別的名字,我用自己的名字。」

處境太差,因此她決定轉往香港工作,然而跨國移工,往往要先付上高額的仲介費,轉換工作,更需要賠上一筆違約金,她詳細說明給我們知道,「去新加坡工作時,我需要給6個月的月薪給仲介,在香港時,我要付100,000披索,我需要給菲律賓的仲介其中的一半,50,000。」聊到這邊,她補充說明,「在香港,如果仲介抽(家傭)太多仲介費,會被罰錢,因為他們知道100,000裡面有一半是雇主自付的。當我到香港,100,000就是從新加坡到香港需要付的錢,50,000是付給菲律賓的仲介,另外50,000披索是給香港政府,我大概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付清了到香港的費用。但是在新加坡不一樣,新加坡扣了我6個月的薪水。」加加減減,4年工作,等於1年白工。

說好聽點是保障,合約中提供家傭日常零用金與保險,但說難聽點,就是層層枷鎖,讓外籍勞工即便遇到不平等待遇,也只能為錢而屈服。「那時我決定去香港了,所以我才需要付100,000(違約金)披索給仲介。這大概是我工作3個月才籌到的錢。」

算賺與賠,聊當時的心情,無疑是難受的,但Joan Pabona很正面思考:「還好,沒關係,我們總要往前走。這是我自己身為女傭的經驗,雇主也要留意給女傭的權利。如果我當初沒經歷這些的話,我也不會成為現在的我。」

這一趟來台灣,是以攝影師身分。在One-Forty的【轉機】年度攝影展展場裡,她親自解說攝影作品,自在而親切。開設街頭攝影工作坊,更是與學員一起走進台北街頭,街景雖然枯燥,處處是鐵窗與冷氣室外機,但她挖掘出樂趣,將綠色的人行道與腳踏車,組合成一幅抽象畫;把兩座冷氣室外機、灰撲撲的牆壁、路樹、盆栽,在鏡頭裡呈現為一張笑臉。

她與其他藝術家寒暄相處,更是歡樂。來台期間,曾前往香港採訪她的One-Forty工作人員周慧儀一路陪同。周慧儀說:「她很親切隨和,像個大姊姊,跟使用工廠廢棄物製作走秀服裝的菲律賓移工藝術家 Mark Lester Reyes聊天聊開之後,就很歡樂地假裝自己在走秀,邊笑邊說:『這一次來台灣我是攝影師的身分,也許下一次來,我就變成時裝模特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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