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陷阱：麥克納馬拉的謬誤

對於國際秩序日益破碎的風險，人們常用兩個「陷阱」來解釋。一個是艾利森（Graham Alisson）的「修昔底德陷阱」。這個陷阱的原理簡單地說，就是崛起大國與現狀霸主因「恐懼」而發生衝突。當代的研究又用權力移轉論加以完善，指出霸主與崛起者實力差距進入80%區間時，最容易發生戰爭。這時如果是霸主先動手，是霸權保衛戰爭；如果是崛起者先發制人，是霸權挑戰戰爭。

國際秩序衰敗的另一個陷阱則是「金德伯格陷阱」，大意是國際秩序本身是一種公共財。維持秩序，包括制訂規則、協調爭端、公正執法、主導創新、乃至提供市場、「硬通貨」和援助，都需要有個霸主發揮領導作用。霸主的投資不是盲目的，也不是純粹利他，而是基於遠見與精密估計，確保始終能從秩序收取最多相對收益，才好帶頭守護和完善秩序。一旦霸主力不從心，或者覺得入不敷出，不願再繼續提供優質的公共財，又或者要大幅提高「秩序費」，其他大國（無論是霸主的夥伴，還是挑戰者）又沒有能力取而代之，或者也沒有意願多繳費，則秩序的組織、規則、機制就逐漸崩壞，行為者無法依照規則預期霸主與大小國家未來的行為，國際政治遂淪為叢林法則。

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伯格陷阱最重要的共同點不是霸主與其他大國「權力」的升降，而是對這種升降和其帶來的收益變動的「估算」。估算不確定會引發恐懼，恐懼則會強化敵意與糾紛中的卸責甩鍋行為。對估算結果的不滿到了難以忍受時，就會打算把秩序推倒重來。20世紀兩次大戰都與這些估算的「測不準」，但朦朧的前景似乎凶多吉少有關。大國於是紛紛根據「最壞估算」準備總動員。

冷戰時期主要大國之間沒有大戰，則是兩大陣營都各有霸主與制度，加上核武與計算機能力初試啼聲，使理性估算加強了自信與自制，兩大陷阱才沒有啟動。在此之後，人類估算能力日新月異，從軍事大量且迅速地外溢到工業、金融與民生領域。它造就的新媒體更使訊息飛速流動，迅猛地打破邊界，翻轉「世代」。不過這樣的新能力看似使萬物互聯，卻同時造成小眾粉碎；多元進步的樂觀景象看似聲光絢麗，消費主義邏輯煽起的單面向、客製化、懶人包式思考更大行其道。表面上看，這是世界盡在理性估算的掌握中，不啻是二次啟蒙，也是「理性的勝利」。但不僅估算造成的問題與解決的問題一樣多，估算錯誤造成的災難，可能比正確估算的成就大得更多。

迷信估算導致失算甚至失敗，如今已與史上任期最長、也可能是數學最好、智商最高的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之名常相左右，稱為「麥克納馬拉謬誤」（McNamara fallacy）。大意是說面對一個問題時，專注於可估算的部分，對未能估計或者不可估算者賦予常數，甚至假設凡重要者皆可算，不可算者即不重要。

麥克納馬拉反省自己一生參加的多場危機與戰爭，曾經精明地算出「低落的轟炸成功率是因為飛行員貪生怕死」；「降低美軍轟炸機高度才能殺死殺傷最大多數敵人（東京）軍民」；「只有失敗者才需要走上軍事法庭」；「越南民眾觀感無從測算，所以不重要」等。以麥氏天分和當時美國的強大，對落後的越南理應不算而勝。類似的失算，還可見於美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最出類拔萃」的學者。他們為南美各國與蘇聯解體後的東歐開出經濟自由化療法，結果這些國家貧富差距更大，政局長期左右擺盪，乃至今日民主倒退，民粹強人紛紛崛起。

修昔底德陷阱與金德柏格陷阱的預期都依賴估算。今日人們看似掌握海量資料，誰是真的「厲害了」，理應越算越有把握。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企業家天天敲算盤要另起爐灶，大客戶則覺得店主利慾薰心侵門踏戶，未來凶多吉少。其實兩大陷阱不是命定論，避免麥克納馬拉謬誤的唯一解，正是知道理性的極限，與敬畏那不可估算。（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