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左翼青年 楊偉中為愛女兒隕命

新新聞周刊

文/許銘全

不知為何,朋友間很少叫他偉中,多連名帶姓。

在人生路上,楊偉中不斷找尋志同道合的同志。本刊資料
在人生路上,楊偉中不斷找尋志同道合的同志。本刊資料

我跟楊偉中高一同班。開學某天的下課時間,幾個同學聚在一起談聯考分數,有人說六○○出頭,有人說六三○,楊偉中大笑,開朗地跟大家說他進建中連○.五分都不浪費。那年最低錄取分數依稀記得是五九六.五。他就是這樣的人,自信中帶有飛揚跋扈的氣質,一種頗具吸引力的人格特質。很快地我們變成好朋友。

「我窮,不是我家窮!」

我們繡學號是五字頭,也就是民國七十五年入學的一屆,那時尚未解嚴,即使號稱校風自由的建中,其實仍是黨國教育體制下的一環,威權仍在。

當時每天都要舉行朝會升旗,對學生服裝儀容,從頭上的大盤帽到腳上穿的黑皮鞋,都規定得死死,我們班導是建中出名的嚴厲老師,恪守著這些威權要求,同學對這位老師其實並不欣賞。

某日朝會看到全班都穿黑皮鞋,唯獨楊偉中故意穿白布鞋,怒問他為何不穿皮鞋,楊偉中淡淡地說:「窮,沒錢買。」班導高聲罵:「你家窮到沒辦法買嗎?」他也氣到,高聲回:「我窮,不是我家窮!」結果被記了兩支警告。其實楊偉中這一嗆,大家暗地裡都感到痛快。

多年後,同學相聚提起這事,雖嘲笑楊偉中喜歡標新立異,但心裡都佩服,當時只有他有勇氣反抗不合理規定。楊偉中家當然不窮,中學好友間常你到我家住,我到你家住,但他因為不能外宿,所以邀我到他家好幾次,然後第二天再一起上學。在他家當然有看到他的黑皮鞋,那時看到,兩人相視一笑而已。有趣的是,後來開放可以穿布鞋,但他開始穿皮鞋了。

二主一副不及格,被留級了

高一同學裡,我就跟他及王明虎最要好,我們三人是死黨。那時他常帶簡體字書來看,一次看到他在讀《長征》,過沒多久讀的是《張國燾傳》,也丟給我們看。那時尚未解嚴,大陸出版品其實都還是禁書,除了公館台大對面能找到一個攤子敢賣外,其實源頭不多。

高二有次買到兩套《台灣人四百年史》,我們還暗地較勁看誰啃得比較快,當然,最後還是他比我早讀完。當時就在這種自以為突破禁忌的刺激感下,我們交換書本,囫圇吞棗這些「課外讀物」。

高一楊偉中參加三研社,我則去了建青社。在一升二的暑假,我、楊偉中、王明虎、楊偉中在三研認識的好朋友陳光達,以及我國中好友同在建中的李達義,一起參加台大辦的「民權初步營」,那個暑假我們認識了情誼延續至今的一群好友:費絲言、陳雯怡、彭郁雯、張惠菁等等。

因為高一結束前,我從賴中強學長手上接任了空無一人的講演社,所以就找了楊偉中、王明虎、李達義一起經營這社團,而費絲言與陳雯怡則是北一女辯論社,後來我們這群人一起辦了不少校際辯論賽。辯論賽對我們的幫助不在口才反應那方面,而是對某一個議題不同角度的思考以及論述邏輯,更讓我們後來有共同的回憶。

高二開學前,我跟王明虎、楊偉中三人約好返校日一起回校拿成績,拿到成績單時,他發現二主一副不及格,被留級了。本來如果順利升級可以繼續同班,但他被留級。那天三人就在南海路、羅斯福路上閒晃到黃昏。本來總是高聲談笑的他,那下午比較安靜,最後拖著長長的身影去搭公車回家。

高二開學後,楊偉中已恢復了洪亮的笑聲。一次在三研社,他跟陳光達搭肩一起走進社辦,楊偉中朗讀著「我自橫刀向天笑」,光達接以「去留肝膽兩崑崙」,因為太過戲劇性,在場的人包括他們兩人都笑到不行。這是他們為了招生所想出的花招,那幾天他們倆就常常這樣你上句我下句。

差點讓校刊停刊的一塊草皮

一般認為這兩句是譚嗣同《絕命詩》,雖然近年有學者以為這是梁啟超改編的,但我們那時並沒研究。楊偉中喊著「我自橫刀向天笑」的那份神情,到現在仍覺得此句十分適合他。

我高二下接任建青社社長及主編,建青社傳統上只有兩個幹部,除主編之外就是總務,跟我搭檔的是馬世芳。那年建中把黃沙滾滾的操場鋪上草皮,自稱「駝客」的建中生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但其實鋪草皮之前,學生並不知情。當時校方為了養草皮,頗長一段時間不准學生使用操場。

那期《建青》的專題就打算討論草皮問題,其實是想探討校園特殊權力關係下學生權益問題,我找了楊偉中來做。

那時其實已解嚴半年了,但保守的中學校園其實一如往常,文章都得交給訓育組長審查,果不其然,不准刊登。接下來一連串的刁難,包括幾篇文章以及封面得重做,甚至放話不准出刊。我們本來打算用空白頁以示抗議,後來請施寄青老師幫忙,最後才得以出刊,但專題被刪掉了。

野百合時念不下書的高三生

因為審稿引來的衝突摩擦,出刊後校方忽然要建青社關社,說以後由訓導處負責校刊製作。為了抗議與阻止學校,我們做了傳單在校門口與植物園散發,楊偉中雖然不是當期編輯,但也一起行動。

眼看學校對我們不理不睬,於是我聯絡了已畢業的建青學長朱偉誠,他建議我去找剛經過「大學法改革」及「自由之愛」運動洗禮的劉大福與徐永明。後來仍藉由施寄青老師斡旋,跟校長約定時間開會,那天徐永明回來,與校長據理力爭,在徐永明咄咄逼人的氣勢下,校長最後答應維持原狀。

因為建青事件,我們跟施寄青老師變得比較熟悉,她找了楊偉中跟我去聽一場座談式的小型演講,講者是當時保外就醫的呂秀蓮。

建中第三年我開始準備聯考,楊偉中則是高二,他在建青、三研社帶讀書會,也聽他說他試著跟其他高中社團串連共組讀書會。他述說帶學弟搞校際串連時的興奮表情,我知道他樂在其中。偶而回到建青社辦,看見桌上是自由之愛運動紀實與五二○農民運動的相關書本。我上了台大中文系,換楊偉中潛心準備聯考。進台大後,因學長劉大福的關係,我加入了台大國際社與民學聯。

大一下、一九九○年三月爆發野百合運動,第二天十七日是周六,白天我就看到念不下書的楊偉中跑來,十八日也是,爾後幾天楊偉中下課後就跑來廣場一起靜坐。當年他考上台大法律系,很自然地也加入國際社(與民學聯),但他同時也參加了大新社。

當年學運組織大抵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從「大學法改革促進會」改組的「民主學生聯盟」,即民學聯,成員為跨校性,在野百合後,加入更多學校成立全國學生運動聯盟,即全學聯。

另一個則是以台大自由之愛系統為基礎的台大主流社團,包括大新、大陸、大論等;國際社則是是民學聯系統。當年這兩個學運組織系統有著路線與意識形態上的差異,簡單來講,民學聯主張己方為左翼路線,所以積極參與農運、工運、環保等社會運動,而視台大系統為右派政治運動;而台大系統認為己方重視台灣現實,視民學聯不只左且是左統。

遊走不同組織陣營找尋同志

但多年後想起來,左統或右派其實不過競合關係下兩造各自為對方貼上的標籤。

那三、四年間,從野百合運動一直到九一年獨台會案及九二年廢除刑法一百條,整個政治社會運動的走向,往往浮上議事台上的是統獨,而非左右,而兩個學運組織系統又往往同時參與其中。

當時民學聯內部主流說法是「左優先,不談統獨」,但這些重大運動中,左翼聲音微乎其微。那時楊偉中有許多不解,曾提出過質疑。現在想起來,民學聯系統在論述上為了凸顯左右而擱置統獨,其實頗為忽視現實,也難怪當時與後來就輕易地被抹上統派色彩。

民學聯系統以至後來的全學聯是統是獨,就我所知,內部各校從沒針對此議題正式開誠布公地討論溝通或表明立場過。

楊偉中對民學聯走向從質疑到不滿,於是逐漸遠離。那時問他,他總回答:「合則留,不合則去。」大四那年,我體認到自己的能力、性格、家庭背景及經濟條件,均不適合這條道路,故有了別的人生規畫,漸漸遠離當時所謂的運動圈。

在一定距離之外,我開始去理解楊偉中「合則留,不合則去」的背後想法──其實他本質上含藏著一個左派理想在尋找同志,而他之所以頻頻遊走於不同組織陣營間,也是肇因於此。就像高中時洪聲喊著「我自橫刀向天笑」,特立獨行是他內在人格特質之一,所以儘管旁人對他毀譽參半,但他仍對自我誠實,走他自己要走的路,直接投身工運多年。很多年後,偶爾在路上相逢,遠遠看到是疲憊樣貌,但走近打招呼聊起天,總又回復他爽朗的笑聲跟閃動自信的眼神。

理想仍堅持,多一份對家人的愛

他結婚後,我們少有聯絡。我結婚時他帶著一家三口來喜宴,看著他跟陳以真及女兒互動的樣子,就是溫馨的一家人,尤其明顯的是他是個極疼愛女兒的父親。近年偶而看到朋友傳來他寫的文章,或臉書上的隻言片語,跟中學、大學一樣的是,他對知識的熱愛與渴求,及對自我理想的堅持,不一樣的是對家人,尤其女兒的關愛。

從高一到大學我們常廝混在一起,但那還是在用BBCall的時代,手上根本沒有手機,所以我們很少照相。問了當年幾位朋友,大家也才發現,真的很少一起合照。不過,沒關係,楊偉中,你的樣貌與神采,我們都會記得的。(本文作者為清大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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