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左翼青年 楊偉中為愛女兒隕命

文／許銘全

不知為何，朋友間很少叫他偉中，多連名帶姓。

我跟楊偉中高一同班。開學某天的下課時間，幾個同學聚在一起談聯考分數，有人說六○○出頭，有人說六三○，楊偉中大笑，開朗地跟大家說他進建中連○．五分都不浪費。那年最低錄取分數依稀記得是五九六．五。他就是這樣的人，自信中帶有飛揚跋扈的氣質，一種頗具吸引力的人格特質。很快地我們變成好朋友。

「我窮，不是我家窮！」

我們繡學號是五字頭，也就是民國七十五年入學的一屆，那時尚未解嚴，即使號稱校風自由的建中，其實仍是黨國教育體制下的一環，威權仍在。

當時每天都要舉行朝會升旗，對學生服裝儀容，從頭上的大盤帽到腳上穿的黑皮鞋，都規定得死死，我們班導是建中出名的嚴厲老師，恪守著這些威權要求，同學對這位老師其實並不欣賞。

某日朝會看到全班都穿黑皮鞋，唯獨楊偉中故意穿白布鞋，怒問他為何不穿皮鞋，楊偉中淡淡地說：「窮，沒錢買。」班導高聲罵：「你家窮到沒辦法買嗎？」他也氣到，高聲回：「我窮，不是我家窮！」結果被記了兩支警告。其實楊偉中這一嗆，大家暗地裡都感到痛快。

多年後，同學相聚提起這事，雖嘲笑楊偉中喜歡標新立異，但心裡都佩服，當時只有他有勇氣反抗不合理規定。楊偉中家當然不窮，中學好友間常你到我家住，我到你家住，但他因為不能外宿，所以邀我到他家好幾次，然後第二天再一起上學。在他家當然有看到他的黑皮鞋，那時看到，兩人相視一笑而已。有趣的是，後來開放可以穿布鞋，但他開始穿皮鞋了。

二主一副不及格，被留級了

高一同學裡，我就跟他及王明虎最要好，我們三人是死黨。那時他常帶簡體字書來看，一次看到他在讀《長征》，過沒多久讀的是《張國燾傳》，也丟給我們看。那時尚未解嚴，大陸出版品其實都還是禁書，除了公館台大對面能找到一個攤子敢賣外，其實源頭不多。

高二有次買到兩套《台灣人四百年史》，我們還暗地較勁看誰啃得比較快，當然，最後還是他比我早讀完。當時就在這種自以為突破禁忌的刺激感下，我們交換書本，囫圇吞棗這些「課外讀物」。

高一楊偉中參加三研社，我則去了建青社。在一升二的暑假，我、楊偉中、王明虎、楊偉中在三研認識的好朋友陳光達，以及我國中好友同在建中的李達義，一起參加台大辦的「民權初步營」，那個暑假我們認識了情誼延續至今的一群好友：費絲言、陳雯怡、彭郁雯、張惠菁等等。

因為高一結束前，我從賴中強學長手上接任了空無一人的講演社，所以就找了楊偉中、王明虎、李達義一起經營這社團，而費絲言與陳雯怡則是北一女辯論社，後來我們這群人一起辦了不少校際辯論賽。辯論賽對我們的幫助不在口才反應那方面，而是對某一個議題不同角度的思考以及論述邏輯，更讓我們後來有共同的回憶。

高二開學前，我跟王明虎、楊偉中三人約好返校日一起回校拿成績，拿到成績單時，他發現二主一副不及格，被留級了。本來如果順利升級可以繼續同班，但他被留級。那天三人就在南海路、羅斯福路上閒晃到黃昏。本來總是高聲談笑的他，那下午比較安靜，最後拖著長長的身影去搭公車回家。

高二開學後，楊偉中已恢復了洪亮的笑聲。一次在三研社，他跟陳光達搭肩一起走進社辦，楊偉中朗讀著「我自橫刀向天笑」，光達接以「去留肝膽兩崑崙」，因為太過戲劇性，在場的人包括他們兩人都笑到不行。這是他們為了招生所想出的花招，那幾天他們倆就常常這樣你上句我下句。

差點讓校刊停刊的一塊草皮

一般認為這兩句是譚嗣同《絕命詩》，雖然近年有學者以為這是梁啟超改編的，但我們那時並沒研究。楊偉中喊著「我自橫刀向天笑」的那份神情，到現在仍覺得此句十分適合他。

我高二下接任建青社社長及主編，建青社傳統上只有兩個幹部，除主編之外就是總務，跟我搭檔的是馬世芳。那年建中把黃沙滾滾的操場鋪上草皮，自稱「駝客」的建中生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但其實鋪草皮之前，學生並不知情。當時校方為了養草皮，頗長一段時間不准學生使用操場。

那期《建青》的專題就打算討論草皮問題，其實是想探討校園特殊權力關係下學生權益問題，我找了楊偉中來做。

那時其實已解嚴半年了，但保守的中學校園其實一如往常，文章都得交給訓育組長審查，果不其然，不准刊登。接下來一連串的刁難，包括幾篇文章以及封面得重做，甚至放話不准出刊。我們本來打算用空白頁以示抗議，後來請施寄青老師幫忙，最後才得以出刊，但專題被刪掉了。

野百合時念不下書的高三生

因為審稿引來的衝突摩擦，出刊後校方忽然要建青社關社，說以後由訓導處負責校刊製作。為了抗議與阻止學校，我們做了傳單在校門口與植物園散發，楊偉中雖然不是當期編輯，但也一起行動。

眼看學校對我們不理不睬，於是我聯絡了已畢業的建青學長朱偉誠，他建議我去找剛經過「大學法改革」及「自由之愛」運動洗禮的劉大福與徐永明。後來仍藉由施寄青老師斡旋，跟校長約定時間開會，那天徐永明回來，與校長據理力爭，在徐永明咄咄逼人的氣勢下，校長最後答應維持原狀。

因為建青事件，我們跟施寄青老師變得比較熟悉，她找了楊偉中跟我去聽一場座談式的小型演講，講者是當時保外就醫的呂秀蓮。

建中第三年我開始準備聯考，楊偉中則是高二，他在建青、三研社帶讀書會，也聽他說他試著跟其他高中社團串連共組讀書會。他述說帶學弟搞校際串連時的興奮表情，我知道他樂在其中。偶而回到建青社辦，看見桌上是自由之愛運動紀實與五二○農民運動的相關書本。我上了台大中文系，換楊偉中潛心準備聯考。進台大後，因學長劉大福的關係，我加入了台大國際社與民學聯。

大一下、一九九○年三月爆發野百合運動，第二天十七日是周六，白天我就看到念不下書的楊偉中跑來，十八日也是，爾後幾天楊偉中下課後就跑來廣場一起靜坐。當年他考上台大法律系，很自然地也加入國際社（與民學聯），但他同時也參加了大新社。

當年學運組織大抵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從「大學法改革促進會」改組的「民主學生聯盟」，即民學聯，成員為跨校性，在野百合後，加入更多學校成立全國學生運動聯盟，即全學聯。

另一個則是以台大自由之愛系統為基礎的台大主流社團，包括大新、大陸、大論等；國際社則是是民學聯系統。當年這兩個學運組織系統有著路線與意識形態上的差異，簡單來講，民學聯主張己方為左翼路線，所以積極參與農運、工運、環保等社會運動，而視台大系統為右派政治運動；而台大系統認為己方重視台灣現實，視民學聯不只左且是左統。

遊走不同組織陣營找尋同志

但多年後想起來，左統或右派其實不過競合關係下兩造各自為對方貼上的標籤。

那三、四年間，從野百合運動一直到九一年獨台會案及九二年廢除刑法一百條，整個政治社會運動的走向，往往浮上議事台上的是統獨，而非左右，而兩個學運組織系統又往往同時參與其中。

當時民學聯內部主流說法是「左優先，不談統獨」，但這些重大運動中，左翼聲音微乎其微。那時楊偉中有許多不解，曾提出過質疑。現在想起來，民學聯系統在論述上為了凸顯左右而擱置統獨，其實頗為忽視現實，也難怪當時與後來就輕易地被抹上統派色彩。

民學聯系統以至後來的全學聯是統是獨，就我所知，內部各校從沒針對此議題正式開誠布公地討論溝通或表明立場過。

楊偉中對民學聯走向從質疑到不滿，於是逐漸遠離。那時問他，他總回答：「合則留，不合則去。」大四那年，我體認到自己的能力、性格、家庭背景及經濟條件，均不適合這條道路，故有了別的人生規畫，漸漸遠離當時所謂的運動圈。

在一定距離之外，我開始去理解楊偉中「合則留，不合則去」的背後想法──其實他本質上含藏著一個左派理想在尋找同志，而他之所以頻頻遊走於不同組織陣營間，也是肇因於此。就像高中時洪聲喊著「我自橫刀向天笑」，特立獨行是他內在人格特質之一，所以儘管旁人對他毀譽參半，但他仍對自我誠實，走他自己要走的路，直接投身工運多年。很多年後，偶爾在路上相逢，遠遠看到是疲憊樣貌，但走近打招呼聊起天，總又回復他爽朗的笑聲跟閃動自信的眼神。

理想仍堅持，多一份對家人的愛

他結婚後，我們少有聯絡。我結婚時他帶著一家三口來喜宴，看著他跟陳以真及女兒互動的樣子，就是溫馨的一家人，尤其明顯的是他是個極疼愛女兒的父親。近年偶而看到朋友傳來他寫的文章，或臉書上的隻言片語，跟中學、大學一樣的是，他對知識的熱愛與渴求，及對自我理想的堅持，不一樣的是對家人，尤其女兒的關愛。

從高一到大學我們常廝混在一起，但那還是在用BBCall的時代，手上根本沒有手機，所以我們很少照相。問了當年幾位朋友，大家也才發現，真的很少一起合照。不過，沒關係，楊偉中，你的樣貌與神采，我們都會記得的。（本文作者為清大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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