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最強的外交軟實力！這些國際大導都受台灣新電影啟發
1982年，楊德昌、柯一正、張毅、陶德辰合力交出一部4段式電影《光陰的故事》，隔年再有侯孝賢、萬仁、曾壯翔各執導一段的《兒子的大玩偶》，開啟了台灣新浪潮電影的時代，揮別過往國片主流形式，以描繪市井小民生活的寫實風格，快速地撼動整個藝文界。
30多個年頭過去，侯孝賢《悲情城市》（1989）、蔡明亮《愛情萬歲》（1994）先後於威尼斯影展擒下金獅獎，楊德昌《一一》（2000）則獲坎城影展最佳導演，而在國際獎項外，更不知多少後輩受到啟發，爭先恐後地踏上電影路。
如今，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上映已過30年，楊德昌《一一》也將邁入20周年，從當年平地一聲雷，到如今經典不知凡幾，台灣新電影究竟在多少世人心底留下印記？從幾位亞洲影壇大導的回憶裡，或許可以略虧一二。
澎湖海島拍出了山西縣城 賈樟柯稱侯孝賢電影有「救命之恩」
來自中國山西的賈樟柯，曾以《三峽好人》獲金獅獎、於2014擔任坎城主競賽單元評審，更成為首度獲頒發金馬車獎（坎城影展之終身成就獎）的華人導演，是中國第6代導演中，創作力極為生猛的重要人物。
在賈樟柯的電影生涯裡，侯孝賢始終佔有一席之地。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同一年，侯孝賢以二二八為命題的《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風光抱獎，當時賈樟柯仍在山西縣城準備高考，並在書報攤讀到了這則消息。
在賈樟柯所寫的《侯導，孝賢》中如此描述，當讀完《悲情城市》介紹裡二二八事件時，「一片殺氣已經上了我的脖頸。大陸上演的政治事件剛剛過去，海峽對岸的台灣卻已經將『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銀幕。」悲情兩字迴盪於他的胸膛，就此讓他無法忘懷。
中國獨立電影導演賈樟柯當時讀完關於樓孝賢《悲情城市》的介紹，久久不能忘懷。（資料照，顏麟宇攝）
在侯孝賢所有電影中，《風櫃來的人》對賈樟柯影響尤甚。《風櫃來的人》於1983年上映，是侯導風格的轉型之作，遠赴澎湖，拍一群徬徨青年在小島漁村待不住，最後來到高雄闖蕩的故事。
賈樟柯初看此片時，連風櫃是不是櫃子都不知道，卻感到銀幕上出現的台灣青年，跟山西老家的朋友們際遇極為相似，他形容，這部電影對他有「救命之恩」，讓他認知到可以用自身生命觀點，作為電影主軸，而非只能拍電影學院盛行的主旋律、傳奇故事，並使得他在《小武》裡，首度嘗試以自己的觀點看世界。
後來賈樟柯靠著《小武》去到法國參加影展，終於遇上同樣來參展的侯孝賢，兩人從此結緣，而後賈樟柯苦惱《站台》劇本時，侯導則開導他，這是每個導演都要過的一關，讓他感到無比鎮定。
是枝裕和：沒有認識侯孝賢，我可能不會成為電影導演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擅長以寧靜的手法，訴說環繞於家庭的糾結，2018年，他以《小偷家族》摘下坎城最高榮耀金棕櫚，是日本繼1997年今村昌平的《鰻魚》後，再度抱回金棕櫚獎座。
在拍片這條一路上，台灣新電影對他的影響不可小覷，是枝裕和去年來台擔任金馬頒獎嘉賓，更擔任大師課程講師，他坦言如果沒有真的認識侯孝賢，自己可能不會成為電影導演。除此之外，是枝裕和跟台灣的牽繫，其實不只電影。
侯孝賢作品《戀戀風塵》、《童年往事》、《悲情城市》，都讓是枝裕和大為震撼。（資料照，顏麟宇攝）
他的祖父母同姓「是枝」，當年因日本仍有同性不能結婚的傳統，兩人因此私奔來到台灣、落腳高雄；1920年，他的父親是枝兼藏出生，而後在太平洋戰爭時，以台灣兵的身份被徵召入伍，戰後則因灣生身份回到日本。
灣生的身份，讓是枝兼藏對日本感到格格不入，是枝裕和回憶童年，父親總是叨叨絮絮地說，以前水果很好吃、台灣的生活如何，儘管小時候聽不進去，卻默默地，在心底種下了台灣印象。
其實是枝裕和本來想當小說家，他考上早稻田大學文學系，修讀英文、中文，但始終於法適應系上課程，成天往電影院跑，最後萌生當編劇的念頭；畢業後，他進入電視公司當導演助理，後來開始轉攻紀錄片，直擊社會病灶。
80年代末期，《戀戀風塵》、《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侯孝賢作品，陸續於日本上映，侯孝賢對生活的細膩描繪，讓是枝裕和大為震撼，聽父親訴說台灣過往的回憶，更交疊上來，此外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也讓他大為感動。
1993年，侯孝賢的《戲夢人生》將在日本上映，電視台有個企劃要到台灣訪問侯孝賢，但是枝裕和認為這樣太無趣，改提出要求，來拍侯孝賢跟楊德昌的紀錄片，於是他飛來台北緊貼兩人，不只拍他們的工作，晚上也跟著侯孝賢唱卡拉OK。
後來，是枝裕和開始拍攝首部電影《幻之光》時，腦子裡想的都是「要拍出侯孝賢的感覺」，甚至找來侯導長期合作的陳明章作配樂，後來侯孝賢看了這部片，問他：「你是不是在拍攝之前就已經畫好分鏡圖了？」直接看穿他的手法，接著又是：「你為什麼在還沒有看到演員的表演之前，就決定要從什麼地方來拍了呢？」
枝裕和作品《幻之光》被認為有侯孝賢的影子。
這幾句話對是之裕和有如當頭棒喝，他曾形容，接下來拍片時，他幾乎不畫分鏡，甚至有好幾年時間，對分鏡感到恐懼，此外也轉為使用現場狀況來導戲，如《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拍4個被母親遺棄的孩子，他每天到現場，只會用口頭告知兒童演員，今天要拍什麼，要講什麼話。
是枝裕和5年前自行成立了電影公司，在他心底，這間電影公司有個原型，是當年他看到的楊德昌辦公室，他形容楊德昌的辦公室非常現代化、民主化，也很努力想培養新一代，這個形象，便成為他成立公司的概念。
「他怎麼知道我的秘密？」 李滄東因侯孝賢踏上導演路
韓國導演李滄東的影像，總如手術刀般精準地化開人性，曾以《綠洲曳影》抱回威尼斯影展最佳導演，也以《密陽》將女星全度妍推上坎城影后，2018年的《燃燒烈愛》入圍坎城主競賽，並代表南韓出征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此外，他也曾在盧武鉉政府擔任文化部長。
李滄東最初是個小說家，1983年便以出道作《The Booty》在文壇打響名號，而後的《There's lots of shits in Nokcheon》則讓他奪下韓國日報創作文學獎。
李滄東創作人生的轉捩點，是侯孝賢《風櫃來的人》，他曾坦言，自己過去從沒思考過拍電影，直到看了《風櫃來的人》後大為震驚，暗忖「這個導演怎麼可能知道我的秘密？」讓他開始關注電影，先於導演樸光洙的《Starry Island》擔綱編劇、副導演，而後於1997年交出電影出道作《黑道初哥》，正式執起導演筒。
侯孝賢執導的經典作品《風櫃來的人》是韓國導演李滄東創作的轉捩點。（資料照，傳影互動提供）
「等雲飄過來再拍」 張作驥從《悲情城市》學導戲手法
從文化大學戲劇系影視組畢業後，張作驥循著電影圈的傳統路徑，先去片廠當實習生，道具、燈光、攝影，而後在《悲情城市》擔任副導演，這段淵源儘管他不刻意提起，但後人仍然不斷將他與侯孝賢比較，然而他說，同樣是學理工出身，所以他能預測楊德昌的鏡頭，但碰上侯孝賢就完全沒轍。
張作驥過去受訪時曾回憶，侯孝賢在拍《悲情城市》時，演員都到了現場，侯孝賢卻等了半天還是不開拍，只淡淡地說，要等天上的雲再飄過來一點，對此他倒也不諱言，侯孝賢的導戲手法確實影響他，讓他學會如何引導演員。
導演張作驥（見圖）在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擔任副導演。（資料照，顏麟宇攝）
侯孝賢盡力於減少鏡頭對演員表演的干涉，且不使用劇本照本宣科，這些手法也傳承到張作驥身上；儘管就連出門受訪、出席記者會，都隨身攜帶紙筆寫劇本，張作驥卻從來不讓演員看劇本，而是到了現場，才以口頭交代這場戲要講什麼，甚至合作過的演員如呂雪鳳，還會笑稱，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寫劇本。
張作驥對演員的打磨相當執著，他在拍出道作《忠仔》時，要求演員聚在同一個屋子裡，演媽媽的演員每天買菜、煮飯，大家圍著一桌吃飯，也要求演員自己佈置房間、在床上午睡，讓原本陌生的一群人像家人般生活，直到有天，演兒子跟演媽媽的演員，因為整理房間的事情吵架，才正式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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