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愛「溫良恭儉讓」的退休軍公教,經歷了一場「民主的補習」



文:許嚴冰

這次年金改革上的運動中,一直不斷看到反年改陣營的人在立法院以「物理式的肢體接觸」攻擊立法委員、立委助理、以及新聞記者,甚至在電視節目上說「情緒來,殺人都可以」這樣的話語,先不論這場運動的正當性及意義如何,我們先看看這樣的手段會造成什麼影響。

在《自願為奴》書中,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黃厚銘在後面的一篇〈跋:從《自願為奴》到非暴力抗爭〉中寫到:

非暴力抗爭優先訴求的對象,理應不是政府,而是還在觀望、猶豫躊躇地一般人。從這角度來看,一旦運動的手段失控,反而創造了反動修辭的空間,讓尚未行動的一般人卻步。

這次反年改陣營就是確實完美詮釋這樣的形容,把「暴力」這樣的負面修辭,完全融入的「軍公教」裡面,造成社會對於「軍公教」的形象再度污名化,這是不公平的,且這非但不是非暴力抗爭,還是徹底的暴力抗爭,而卻一直拿318運動來做比擬,卻忘記兩者之間巨大的差異。

在318運動手段上是用所謂的「非暴力」抗爭手段,以「佔領、靜坐」為行動目標,並且不做者主動的攻擊,都是以防禦為方法,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公民在面對水車以及警察棒棍攻擊時,是以肉身的抵擋,即便碰到不能陣營的人物出現時,也是以「嗆聲」來作為一種攻擊,而這和反年改陣營以「物理式的肢體接觸」有極大的差異。有趣的地方是,在318這些社群以「暴民」的評價來標籤參與318參與者,但現在卻又是以「暴民的再進化」實踐他們過去所批評的行為。

另一方面是結構性的不同,一樣先無論正當性為何,318運動中無論是對於「新自由主義」在自由貿易上造成貧富差距的過大,抑或是「中國因素」政治染指,都是以一種較低階級的方式來作為反抗,反抗巨大的政商體系;反之,反年改陣營卻是以一種「既得利益」的守護者,來防衛自我自身利益,很難訴說自己是一種被壓迫,反倒是以一種勝利者的捍衛勝利的樣貌演現。此二者本文不去作出評價,只是在結構上確實形塑出這樣的氛圍。

若從政治心裡學的角度切入,在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所著的《好人總是自以為是》中研究發現,人們並不是以「先思慮」作為出發點,正如我們總是幾秒鐘就對於眼前剛認識的人下出好壞的評價,這是一種直覺式的,而後我們才想出理由來補足我們直覺判斷。

強納森・海德特發現,人並不是理性優先,而是「直覺先來,策略推理後到」,先站到某個立場上,才開始構思可以為自己辯護的理由,也難怪在書中他說「理性是感性的僕人」。

因此從這樣的視角出發,若反年改陣營的人想要訴求並且告訴社會大眾自己的主張,必須理解人作為一個動物,是「直覺先來,策略推理後到」這樣無法避免的心理機制,就不應該明明知道自己相較於社會大眾,已經站在比較優勢的社會地位上面,還使用完全不具任何策略性的「物理性暴力」且令人反感的「殺人話語」,來衝擊那些「還在觀望、猶豫躊躇地一般人」,使他們在第一印象中「產生反感」,進而導致推理對於反年改陣營的不支持。

另外在電視節目中,反年改陣營的代表也一直訴說:「我們第一次上街頭,所以有很多東西不懂。」這點筆者感到疑惑的是,這群一直以「溫良恭儉讓」作為判斷社會一切標準的世代,在過去,一直抨擊街頭運動的暴力及動亂,但這次卻又以一種毫無頭緒及目的的暴力再度演現,然後在節目上說因為我們不懂,所以這樣,這樣的態度究竟是肯認過去的暴力是在所難免,所以今天上街自己也是這樣?還是仍然保持反對的意見,但這樣該如何詮釋自己陣營卻變本加厲?

筆者認為反年改陣營中的參與者年紀較大,確實對於社會與論的掌握、運動的策略、以及論述的方式,都沒有年輕世代來的會操作,以導致形象在媒體前面完全的崩潰。但這無疑是一種學習,一種民主的補習,那樣的世代在前腳跨進「後現代」,但後腳還在「戒嚴」思維過程中,重新補修民主的學分,無論學習的如何拙劣,都會是一場社會場域的重新塑造。

因此反年改陣營應該要好好似思索在這場運動中,究竟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說服一般大眾,否則無疑玩火自焚,在公共場域中暴露自我的矛盾,讓社會大眾更加支持年金改革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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