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宏觀縱覽/蔡昉：大國拐點與轉型路徑

中國大陸從1978 年改革開放到2011 年，長達33 年的時間裡，實現了年均9.9% 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是世界經濟發展史的一個奇跡。當人們習慣於這個高速增長之後，對2012 年以來中國大陸增長減速，就容易產生疑惑。那些對中國大陸經濟前景的誤判，一定是產生於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認識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大陸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一）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快與慢的經濟發展規律 宏觀經濟學本來是由週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的，但是，專注於週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主流經濟學家習慣于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致的週期現象來進行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於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會表現出過分悲觀的情緒。然而，把這個方法論應用於觀察中國大陸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因為中國大陸經濟面臨的不是週期現象，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表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徵之一。 如果我們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 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只不過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準上的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準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再正常不過。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大陸無論是在2000 年以前處於低收入水準階段時，還是在2000—2010 年處於中等偏下收入水準階段時，以及目前處於中等偏上收入水準階段（人均GDP 接近8 000 美元）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於同樣發展階段裡所有國家的平均水準。因此，無須從週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 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才會看到中國大陸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國外經濟學家如巴羅教授，從增長視角觀察中國大陸經濟減速。他們認為，中國大陸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一種趕超現象，是經濟增長趨同的成功案例，從趨同遞減假說出發，不可能長期保持高速趕超，中國增長終將減速。中國大陸以往實現趕超型高速增長，原因在於改革開放消除了妨礙資源配置的體制性障礙，釋放了人口紅利。現在雖然增長減速，但中國大陸經濟趕超的條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底氣。並且，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傳統發展動能，培養新的發展動能，我們還可以收穫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紅利，進一步提高潛在增長率。 量與質的經濟發展內涵 我們並非盲目樂觀，而且毋庸諱言，中國大陸經濟自身也存在問題。然而，問題不在於增長速度，而在於增長內涵，即存在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符合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於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向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 年的43.1% 提高到2015 年的66.4%，這5 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 年之前5 年的5.2 倍。第三產業發展加速，第二產品和第三產業之間更加平衡。2015 年，第三產業產值比重首次過半，在過去5 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 年的2.7 倍。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後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產業方向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別出一些行業以代表新經濟，並構造了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採購經理指數（PMI）並不同步。即使在後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前者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學者用“經濟複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的出口多樣性和複雜程度，中國大陸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 年的第48 位和2005 年的第39 位，顯著提高到2014 年的第19 位。 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於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向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GDP 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鎮居民。以不變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 年達2.67?1 的峰值後，逐年縮小至2014 年的2.40?1，與此同時，全國基尼係數從2009 年的0.49 的峰值下降為2014 年的0.47。 改革、增長和穩定的統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員斯卡特表示，中國大陸確立並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捨，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於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國大陸經濟面臨問題的本質。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並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係。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先領域，分寸恰當並精准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於防範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性質，可以從其目標，即提高潛在增長率來理解。有利於提高生產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改革，即屬於此類改革，應該放在改革日程的優先位置。例如，在勞動力總規模不再增長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參與率是今後一個時期擴大勞動力供給的重要選擇。 我們的分析表明，勞動參與率每提高1 個百分點，可以為潛在增長率贏得0.88 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每提高1 個百分點，則可以贏得0.99 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這方面的改革包括：戶籍制度改革，降低企業成本和交易費用的政策調整，從體制上拆除不利於競爭的進入和退出障礙等。由於這類改革著眼於供給側，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風險，因此可以打破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定“不可能三角”。 （二）如何實現L型中高速增長 認識減速：這次不一樣 現在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就是增長速度下行，其他許多問題都是由此衍生出來的。所以應該首先分析經濟減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國際和國內都有很多討論，各種聲音都有，有些人認為中國面臨的是週期性的減速，還有一些人從長期趨勢角度分析。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幾個。 薩默斯認為經濟增速不可能長期持續超常，終究要回到均值水準，就是世界平均增長速度（大約3%）。他們預測2013—2023 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是5%，2023—2033 年平均是3.3%，即回到了均值。他們沒有給出理由，只是說有這樣的統計規律。 巴羅認為如果具備了若干條件，後起國家的增長速度會更快一些，最終會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準趨同。但是從長期來看，趨同的速度不會超過2% 這個所謂“鐵律”。中國大陸過去大大超過了這個速度，所以到了減速的時候。因此他對中國經濟的增速預測也是3%左右。這個預測已經被證明是錯的。 上述兩個研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儘管都在講中國大陸，但是都沒有找准中國大陸的特點，所以沒講出中國大陸特有的故事。 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把所有具備長期資料的國家放在一起進行統計分析，發現了一些減速的規律。他們認為在大約中國目前的收入水準上，各國基本都經歷了減速，減速的幅度可以超過此前增速的一半。他們探討減速除一般規律之外，還包含了一些國別的因素，就是不同的國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總的來看，這些研究都依據了某種方法，也發現了一些規律，但是，也都具有“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缺陷，講得更多的還是森林，而中國大陸是一棵不同尋常的大樹，所以其結論對中國來說未必全都具有適用性。 林毅夫主張，中國大陸的問題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增長乏力造成的，問題在於需求側，所以是週期性的。在他看來，中國大陸目前人均GDP 相當於美國的20%，這個階段相當於日本的1951 年、新加坡的1967 年、臺灣的1975 年和韓國的1977 年。在那之後，這四個經濟體都經歷過20 年的高速增長，所以他得出了中國大陸經濟長期增長潛力8% 的結論。 他採用發展階段比較的方法，一般來說固然是對的，但是，用人均GDP 來判斷發展階段可能忽略了中國大陸的一個重要特徵——“未富先老”。雖然中國人均GDP 比較低，但是老齡化程度已經不低於甚至超過了很多其他國家和地區。 2010 年，中國大陸15—59 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達到峰值。這個現象發生在日本的時間不是1951 年，而是1990—1995 年；韓國是2010—2015 年，比中國大陸還晚一點；新加坡是2015—2020 年。如果按人口轉變階段來看，而不是簡單以人均GDP 看，中國大陸的發展階段已經大不一樣了。 撫養比是反映人口紅利的指標。日本的人口撫養比在1970 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沒有馬上上升，而是穩定了20 年，從20 世紀90 年代才開始上升。中國大陸的人口撫養比大體上在2010 年左右降到最低點，隨後迅速上升。新加坡和韓國到達這個轉捩點的時間跟我們差不多。這同樣證明了中國大陸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 水準上就開始喪失了人口紅利。 從這個人口角度看，中國大陸可能沒有20 年平均增長8%的機會了。良好的人口年齡結構能夠保證勞動力充足、人力資本充足，勞動力的轉移還能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有利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低撫養比有利於高儲蓄率和資本回報率。人口紅利消失意味著所有上述因素都會逆向變化，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 我們預測了中國大陸經濟潛在增長率的變化。2010 年之前潛在增長率大體是10%，從那時開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時期的7.6%，從“十三五”開始進入6.2% 的階段。潛在增長率是供給側因素形成的，週期性需求側因素只能導致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的偏離。用實際增長率減去潛在增長率，就可以得到增長率缺口。如果這個缺口是負數，說明沒有把生產能力充分發揮出來。只有在出現負的經濟增長缺口的時候，需求側的寬鬆政策才能刺激經濟增長。 如果認為中國大陸經濟潛在增長率仍然是10%，而現在的增長速度是6%—7%，則會得出負的增長率缺口，人們就會認為減速是由於週期性、需求側等因素，就會不斷提出經濟下行何時觸底的問題，就要期待政策刺激和一個V 形的反轉。事實上，中國大陸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降下來，不是10% 了，所以也沒有明顯的負增長缺口。經濟減速是因為潛在增長率下降，而不是因為需求不足。 刺激不起來的潛在增長率 從供給側認識經濟增長，就意味著放棄國民經濟�痤它﹛]或所謂“三駕馬車”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轉向從生產函數的角度，觀察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四個現象。 第一，勞動力的持續短缺導致工資上漲。與任何商品一樣，數量出現短缺，價格就上漲。在一定時期內，工資的上漲可以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去彌補，但是如果勞動力短缺過於嚴重，工資上漲得過快，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跟不上，就會導致單位勞動成本的提高。單位勞動成本與工資成正比，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其過快提高，意味著與發達製造業國家相比，我們在製造業上的比較優勢趨於下降。 第二，新成長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逐漸減少。新成長勞動力包括各級各類學校每年畢業未升學和輟學的年輕人，即每年真正進入勞動力市場就業的人。這部分人也代表著人力資本的增量。新成長勞動力增長速度下降，也就意味著人力資本改善速度下降。計算表明，2014—2020 年，每年新成長人力資本（新成長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長率是負1.3%。 第三，資本大規模替代勞動，導致資本勞動比的過快上升。進而，如果人力資本不能同步得到改善，資本回報率則不可避免地下降。根據白重恩等人計算，2008—2013 年，資本回報率下降了45%。這是投資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四，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間縮小，傳統模式下的城鎮化也即將減速。過去經濟增長既靠生產要素的積累，也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在中國，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來自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移到生產率高的部門，即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這種趨勢很可能會越來越弱，甚至會逆轉。真正的農民工增量來自16—19歲的農村人口，這部分人口在2014年達到峰值，此後開始絕對減少，相應地，農民工增長率也開始降低。這意味著疾風暴雨式的勞動力轉移，及其實現的資源重新配置即將結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會大幅減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紅利 經濟體制一些領域的改革進度尚不盡如人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遇到“因為包袱重而等待、困難多而不作為、有風險而躲避、有陣痛而不前”的推進困難。這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並不是每個人都真的相信改革能帶來紅利。改革紅利看不見、摸不著，至少不敢說哪一項改革對應著哪部分紅利。相反，實行需求側的刺激政策，可以識別出財政性投資增加多少或者銀行發放多少貨幣對應著GDP 增速的百分點。所以有些地方和部門的改革決心不大，反而傾向於使用刺激性政策手段，延誤改革時機。 第二，改革要靠全社會努力（激勵相容）。改革成本可以確定是由誰來承擔的，但改革紅利並不是由支出了成本的主體排他性獲得的，而是具有外部性。由於改革成本的分擔和紅利的分享還沒有界定清楚，因此產生了改革的激勵不相容問題，造成改革難以推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著眼於提高勞動參與率、生育率、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等方面，以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補”也是為了改進資源配置效率，提高潛在增長率。我們的測算表明，在相關領域推進改革，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同時，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推進改革，會帶來不盡相同的改革效果。 固然，根據權威人士的說法，就算不刺激，經濟也跌不到哪兒去，到2050年中國經濟增速才會降到世界平均值，在這之前還是高於世界平均值的，但是實質性推進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結果。我們的模擬表明，改革越徹底、力度越大，未來的潛在增長率就越呈現L型。 （三）如何釋放城鎮化新紅利 當前，世界各國形勢都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特別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很可能會對經濟全球化產生向後拉的動力。這個動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後拉？我們不知道，但至少可以一方面盡己所能地推進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自己的事情。這對於經濟學家來說有兩點：一是實現經濟拉動力向內需轉變；二是要進一步挖掘供給側的經濟增長因素，清除舊的障礙，所以我把新經濟增長因素看作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城鎮化人口紅利窗口期 中國大陸經濟到了這個發展階段，經濟增長就不會在原來那個量級上了。2010 年之前，我們測算的經濟潛在增長率應該在10% 左右，總體上實際增長速度有波動，但長期趨勢也是在10% 左右。 201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中國大陸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因此在“十二五”時期，我們測算的潛在增長率是7.6%，事後也證明中國大陸的實際增長速度是7.8%。按照我們現在的測算，如果沒有別的因素，在改革紅利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的情況下，“十三五”期間大概是6.2% 的潛在增長率。儘管這樣，我們的實際增長率仍然在潛在增長率之上，因此中國現在沒有通脹，也沒有週期性失業。但我們還是要探討有什麼方式能夠讓中國大陸保持中高速，能夠比靜態測算出來的潛在增長率更好一些，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認為城鎮化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領域。 有很多人認為經濟增長還會回到原來的水準上，或者說我們現在遭遇的還是短期的週期性因素。他們會問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歷史上其他經濟體在我們這樣的人均收入水準上都沒有減速，還會保持很長時間的高速增長，為什麼我們在人均收入水準這麼低的情況下（相當於美國的20%）速度就要降下來呢？我想主要是在判斷經濟發展階段時，不能僅僅依據人均GDP 水準，還有一個重要指標是人口結構，要看人口結構究竟是有利於經濟增長，能夠創造人口紅利，還是可能會產生人口負債，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 我們用人口撫養比和東亞幾個先行國家進行比較，即15—59 歲生產力強的人口能夠支撐的依賴性人口（15 歲之前以及60 歲之後）情況。撫養比下降比較低的時期很自然就是人口紅利比較充足的時期，反過來就意味著人口紅利正在消失，人口結構變成了食之者眾、生之者寡。2010 年進行人口普查時，總體來說撫養比正好下降到了最低點，在這之前是不斷下降的人口紅利衝突，到了最低點之後就迅速上升了。 歷史上，日本大概在1970 年開始降到了穀底，但沒有立刻上升，直到20 年之後才上升，因此維持了長達20 年的較低的人口扶養比。新加坡、韓國的人均收入目前比我們高很多，但它們的人口撫養比的變化趨勢跟我們幾乎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我們在較低的收入水準上達到了比較高的老齡化程度，比較早地喪失了人口紅利。 過去我們獲取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其實是借助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這是一個重要貢獻，未來如果還能繼續保持下去，我們還可以得到經濟增長的動能。 城鎮化提供新增長動力 另外，新型城鎮化可能還有一些新的經濟增長源泉。下面，我們分析一下改革時期傳統城鎮化如何為經濟增長做貢獻，今後其貢獻方式將如何發生變化。 第一，城鎮化主要是勞動力從農村轉向城市，給我們帶來了充分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供給是重要的生產要素，不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農民工一直在城鎮就業，但過去他們並沒有被統計進城市的就業人口裡。現在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經是穩定的城鎮就業人口了。 為什麼過去不統計農民工，現在統計農民工呢？因為城鎮對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勞動力短缺現象越來越嚴重，農民工在城鎮就業也就越來越穩定、越來越持續、時間越來越長。無論在住戶調查，還是企業調查中，都越來越把農民工當作城市就業者。很顯然，農民工和向城市轉移的農業勞動力成為勞動力供給的重要因素。 第二，我們知道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積累，因為資本回報率比較高、儲蓄率比較高，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才有這麼大的貢獻。農民工或城鎮化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在供給側，如果人口撫養比低，食之者寡，生之者眾，能夠把更多東西儲蓄起來形成投資，與此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不會過早發生，因此資本回報率就會較高。目前的非戶籍人口，也就是城鎮化的新移民，他們具有更年輕、更具生產力的人口年齡特點。有了他們，我們整體城市的年齡構成更加合理，因此變得更有利於資本積累和資本回報率。 第三，城鎮化對人力資本的貢獻表現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來，不僅從數量上而且在品質上都對勞動力群體做出了貢獻。也就是說，他們貢獻了人力資本。總體來看，農民工比城市本地戶籍勞動者的受教育年限還是要低一些的，但由於進城的農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對年輕的群體中，而這些相對年輕的農民工和城市中年齡偏大的那部分勞動者比較，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當他們進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職工時，城市的人力資本得到了改善，因此我們說城鎮化對人力資本的貢獻是非常明顯的。 第四，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城市化，說穿了其實是一個“庫茲涅茨過程”。庫茲涅茨是美國的一位經濟學家，他認為整個資源流動的過程就是逐漸向更有效率的部門和地區配置的過程，因此整體生產率就會隨之提高。在過去幾十年裡，農業勞動力的比重和數量都在迅速下降，但是如果看統計年鑒會發現，我們還有29% 的人口在務農。實際上，如果你到村莊裡，至少到縣城裡看中國經濟，就會知道農村哪怕一個40 歲以下的勞動力，都很難找到。 因此重新估算後，我們發現目前只有19% 的人口在務農（比較保守的統計），其他人都在非農產業，因為我們的估算和官方統計有一個差額，但不知道我們算的比官方統計多出來的這部分人應該放在第二產業還是第三產業，所以我把他們單獨列出來。正常的年份這部分人是在第二、三產業中，如果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觀經濟形勢，需要他們退回去，他們就會回到農業生產力的蓄水池裡。但農業越來越機械化了，因此這部分人越來越回不到農業中去了，他們已經穩定地從事非農產業了。這個過程就意味著這部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們生產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所以我們說它是“庫茲涅茨過程”。 不能靠改變行政區劃實現城鎮化 現在我們想把中國大陸目前城鎮化推進的方式、具體管道做一個分解，來預測未來城鎮化的趨勢。2010 年的資料可以表明2017 年的情況，因為它最豐富。我們會看到城鎮化的源泉，也就是城鎮人口的增長只有16% 來自城市自身，我們把它叫作“自然增長”，其他的84% 都是“機械增長”，即從非城市地區遷入，其中26% 的人是農民工。還有5% 的人口，從農村轉到城市的同時也得到了城市戶口。農民工是沒有得到城市戶口的。貢獻最大的53% 的部分，這部分人口不是“庫茲涅茨過程”，我們把它叫作“就地轉移”——工作性質沒變，居住地沒變，但因為行政區劃的變化，比如過去一個地方叫“鄉”現在叫“鎮”，人的身份可能就會隨之而變。這部分人對城鎮化有很大一部分貢獻，但是這部分貢獻有一定的虛擬性，並沒有真正的“庫茲涅茨進步”，只是人身份的改變而已。 因此真正有意義的是農民工這部分，農民工26% 的貢獻率如果繼續持續，我們城鎮化就具有可持續性。據此我們預測一下未來的城鎮化。目前城鎮化率是56%，到了2020 年大約是60%，但到了2030 年就會減速，按照現在的預測只有67%，即使這樣減速了的城鎮化也需要依靠每年幾百萬到上千萬的農民工繼續從農村轉向城市，我們把這部分人口叫作“農業轉移人口”。 這部分人口的趨勢如何？2014 年，這部分人口已經達到峰值，從2016 年開始它已經在負增長，農民工的增長速度會下降，城鎮化也會有減速的趨勢，因此我們需要推動城鎮化，需要進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時的改革紅利，也就證明，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就可以提高城鎮化的潛在增長能力。 我們前幾年做了一個模擬，在2011—2020 年，如果每年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勞動率供給）能增加1 個百分點，對應這個時期的潛在增長率會增加0.88 個百分點，幾乎是1?1。同樣，如果全要素生產率的速度提高1 個百分點，對應的潛在增長率幾乎也會增加1 個百分點，因此這兩項改革可以帶來真金白銀、實實在在、顯而易見的改革紅利。 現在要推進改革，我想應該做以下三件事情。 第一，真正認識到改革是有紅利的，改革和增長不是此消彼長、有此無彼的關係，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至少戶籍制度改革能夠做到這一點（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第二，即使認識到改革能夠帶來紅利，但這個紅利能夠得到嗎？戶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已經確定了，目前來看，城市政府一定要承擔這項成本，但它帶來的改革紅利對潛在增長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夠完全排他性地被當地城市政府獲得呢？不一定，因此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變成了不對稱的東西。這時候必須做出恰當的制度安排，讓大家分擔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明確才可能推進改革。 第三，我們應該看到，戶籍制度改革也一樣，要把目標定在機制和體制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它，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必須著眼于讓真正意義上的資源重新配置，推動城鎮化，獲得改革紅利。 【中央網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