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善彥》美國失去自我改進的動機和能量

【愛傳媒本田善彥專欄】蘇聯解體令美國單獨稱霸，打破自由民主陣營的「戰後共識」，美國失去自我改進的動機和能量。

三十年前的八月十九日，蘇共高層強硬派企圖發動政變未遂後，時任俄羅斯總統葉爾辛簽署總統命令，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並限制其於俄國境內活動，蘇共由此喪失執政黨地位，進而導致年底的蘇聯解體，此事在後來被解讀為「共產主義的失敗」。

日裔美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於一九八九年發表了名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斷言民主制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受到矚目。而在這不久之後，柏林圍牆倒塌，接著蘇聯解體，美蘇冷戰結束。福山於一九九二年所出版的著作中表示，隨著冷戰結束，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也會終結，之後自由民主制和資本主義被定於一尊，是謂「資本主義陣營」的勝利。

美蘇冷戰時期，蘇聯所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是美國的競爭對手，換言之，因為有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美國所代表的資本主義陣營被迫自我要求，也必須不斷地自我改進。有人使用類似於「戰後共識」的詞彙來形容這種現象和心理，此外也存在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含義」、「階級均衡民主制」、「自由社會民主主義」等說法。日本政治學者吉田徹於著作《後自由主義：憤怒和憎恨的政治》中指出，站在二戰後的史觀，二戰被視為是一場代表「自由民主制」的盟軍跟奉行「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軸心國之間展開的戰爭。但這種「意識形態之爭」的觀點是事後提出的說法，實際情況是，當時主宰世界秩序的、以英美為核心的力量跟一戰後挑戰此秩序的後發勢力即日德意等國家之間的鬥爭。因此，這場戰爭並不是理念上的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源自經濟自由主義陣營跟後發陣營之間的權力矛盾，這才是主因。

吉田指出，在二十世紀前半期，一般認為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不可能並立，但二戰結束前後，由於出現了兩項條件，所以二者能夠奇蹟般地並存。

第一個條件是透過國家對資本市場的介入，成功地壓抑二戰後欲捲土重來的戰前經濟自由主義。一旦放任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並行，必然難以避免產生矛盾和衝突。戰後先進工業國家實現社會穩定、迎接自由民主制的黃金時代的背後，就有社會民主主義性格的國家介入資本市場的背景。經濟學者東尼．阿特金森分析，戰後自由民主陣營實現高度經濟成長，不僅因為其在高度成長的過程中，增加了整體所得中薪資所得的比重，同時還制定和調整了平衡資本所得和薪資所得之間分配比重的社會政策，如此一來才能夠實現平等成長。對此現象，經濟社會學者沃爾夫岡．斯特里克用「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強制結婚」來比喻。

吉田提到的第二項條件，就是冷戰結構的存在。在經歷二戰法西斯主義所代表的後發勢力的挑戰後，自由民主制必須直接面對來自社會主義體制針對經濟自由主義弊端的挑戰。自由民主陣營為了壓抑境內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勢力，同時維繫勞工階級對國家體制的忠誠，在執行民主主義的時候，也必須對經濟自由主義自我壓抑。因此自由民主陣營的各國必須推行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經濟集體主義、政府開支、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工作權的保障）的政策，才能有機會創出政治自由主義。

政治史學者繆勒指出，戰後的自由民主制帶有否定「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和「與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也能結合的民主主義」的使命。這意味著，壓抑自由主義的經濟性本能，同時壓制民主主義內在的革命意向，才能夠實現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共存。戰後自由民主制這個不自然的組合是壓抑「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結合」以及「民主主義的人民主義思維」之後才能夠實現的，而不僅只是結合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正面特性的組合。

吉田指出，這種「戰後共識」需要以「經過二戰戰勝法西斯主義、經過冷戰戰勝社會主義陣營」的論述來自我合理化。但在反對法西斯的記憶逐漸淡化，冷戰架構也已消失了的今天，各地的民族意識和歷史糾紛陸續爆發。此時，自由民主社會的「戰後共識」也第一次受到嚴重挑戰。

確實，馬列主義倡導的計劃經濟早已失敗，蘇聯解體遲早會發生。隨後，美國單獨稱霸，力推美國領導的全球化經濟，透過壟斷政治經濟話語權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政經秩序，一段時期內美國控制了全球的一切，這些都是必然的進展。然而，凡事物極必反，此時美國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制的資本主義陣營已無競爭對手，徹底喪失了自我改進的動機和能量，因此，盛極而衰也是注定的。此外中共也提高戒心，謹慎思考如何維護政治體制，堅決推動振興經濟和強化國力。三十年過後，美國仍會維持大國的地位，但預期將來一段時間內部會繼續分裂，其衰退和墮落的速度或許會超出多數人的預測。中共不再強調馬列主義，優先推動經濟建設，它不會像前蘇聯那樣不斷創造和培養衛星國，而會以中國大陸本身民生建設和興衰為主體考量，再以不同的方式向世界擴散影響力。回頭看，蘇聯解體仍是改變世界的轉捩點，同時也是另一個帝國質變的契機。

● 原刊於《亞洲周刊》2021年37期，經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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