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芳/陳玉慧在尋找家

李宜芳/陳玉慧在尋找家
李宜芳/陳玉慧在尋找家

1987年,陳玉慧第一本書《失火》出版。1989年,陳玉慧更大膽做了嘗試與實驗,用吳小姐的名稱在報紙上登徵婚啟事,將其中42位與她徵婚的男性互動情形寫成《徵婚啟事》,後來改編成舞台劇,由李國修導演,屏風表演班演出,亦改編成電影。

1990年,她和德國人明夏(Michael Cornelius)結婚,因為明夏的鼓勵,陳玉慧終於勇敢面對童年失愛的孤獨,將自我生命的故事寫成自傳性的小說《海神家族》。在寫作的過程中,因為與自我的對話及對父母心靈更潛藏的推敲,陳玉慧童年對家、對愛的渴求與失落,在長大後經過理性的抽絲剝繭後,終於懂得「家」與「愛」的各種面貌。

陳玉慧因為童年對「愛」與「家」的質疑,在青春期即離家出國,她嫻熟英、法、德等多國語言,曾追隨西班牙小丑劇團巡迴演出,在法國陽光劇團實習、紐約百老匯擔任導演。戲劇之外,陳玉慧敏銳的報導深獲國外報刊的賞識,曾任法國《世界日報》法文編輯,德國《南德日報》、《法蘭克福廣訊報》特約作家。林懷民譽她為當代最動人的散文家,德國作家史帝曼(Tilman Spengler)更認為陳玉慧是「德國文壇最值得期待的作家」。

《海神家族》療癒陳玉慧童年的失愛傷痛,她將自己對歷史與時代的更大企圖與更深的追尋,寫成了《獵雷:一個追蹤尹清楓女記者的故事》、《時代的摺痕:特派員的祕密檔案》,《CHINA》、《幸福之葉》。

 

 

文學創作話語的特色有其時代性的對應(魯樞元,《文學的跨界研究─文學與語言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但陳玉慧以跨越戲劇、記者、文學的創作領域,反而成為她一種私有的文學語言風格,這種「精神游牧」、「文化跨界」的敘事,提供了她在人類與文學之間更大的存在與現象的解釋風格。旅歐時期,異國文化的衝擊與處境質疑,除了懷鄉與故鄉書寫之外,尋找與釐清「認同」的心靈方向是她更重要的課題。

有些領域其實我感覺得心應手,然後覺得也蠻有趣的,可是自從我投入《海神家族》的寫作以後,覺得寫作才是我的identity。

從旅居的異國西方文化回頭看清自己身分上的東方,《CHINA》陳玉慧用第一人稱敘事,描寫一位歐洲人魏瀚在18世紀,來到中國與China (瓷器、中國)相遇與相愛,從德勒斯登到中國尋找瓷器的製造方法,卻發現北京或景德鎮都沒能與他認知上的中國相印證。在中國,魏瀚是異鄉人,異鄉人對異國文化有著矛盾、迷惘與眷戀,尤其是和滿族人馬蓮的愛情與最後結合。

陳玉慧說「瓷與愛情,這世間最容易破碎的二樣東西」(陳玉慧,《CHINA》,台北印刻出版社,2009年)。魏瀚是陳玉慧的化身,也是陳玉慧想像中國的層層辯證,敘說人類史隨處發生的「遷徙史」,在遷徙過程中真實存在的心理狀態,魏瀚與馬蓮的異國身分與異國文化互相衝擊,無論人類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最後都要回到commitment的關鍵上。

另一方面是書寫中文的事情,因為我們台灣人也是從中國來的,所以我是來自中國,適用中國的文字,認同中國文字,你可以不認同別的東西,但你一定要認同這個,因為這是你的文字,是你的母語,所以當你認同自己的母語,就是認同自己的identity。

玉是中國古代政治權力王權的象徵符號,然而,玉也是可以仿製的。馬蓮贈玉蟬給魏瀚,代表「重生」的符號,魏瀚贈送馬蓮「白玉聖母像」,代表從馬蓮與魏瀚及作者陳玉慧的眼中,中國如同白玉聖母像,是包容各種異文化的開明國境。

 

 

《幸福之葉》,陳玉慧用茶葉建構她的台灣經濟史。茶葉讓台灣在19世紀進入國際舞台,歷史上記載,真實的蘇格蘭商人陶德(John Dodd,1838─1907)與從廈門來到台灣大道埕賣茶的李春生,以及從安溪來台灣製茶的虛構人物─魏芷雲與高青華。這四位小說人物參與了台灣烏龍茶與東方美人成為國際商品的歷史,同時見證了西方資本經濟對台灣的入侵;陶德在同治4年(1865),從福建安溪運茶種到台灣種茶及製茶。台灣烏龍茶能夠走向世界市場,不是清政府的有心發展,而是西方商人謀求利益的商品。

故事最後,魏芷雲死在台灣、葬在安溪,高青華回到安溪種茶製茶,李春生生根台灣,陶德後來不知何去。

陳玉慧用瓷器、玉、茶葉,建構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多重面向,並加以詮釋:

茶可說是第一件全球化的物品,比咖啡還早,可說是中國人的發明,但是中國茶的聲名和價格遠遠不如英國茶,而英國人在印度種茶,向中國輸入鴉片,取走大銀,然後回收印度茶,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的欺凌與交易。……然而事實是,不管印度茶或英國茶,都是由英國人福均(Robert Fortune)從中國把龍井茶苗帶到大吉嶺去種植的。(《幸福之葉》,台北,印刻出版社,2014)。

 

●作者係文學工作者,全文詳見觀察雜誌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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