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這場超現實的賽事如何擊破我的奧運氣泡

這本該是一屆帶來希望的奧運會。東京奧運2020原本是世界戰勝全球大流行疫情的一個象徵，可是結果卻事與願違。對於身在東京的很多記者、運動員和代表團人員來說，他們面臨各種限制措施在接下來日子似乎有收緊的可能而不是放寬。

「鑒於新冠病毒的感染數字，我們無法預測會發生什麼。所以如果確診數字有冒升，我們會繼續討論，」在被問到奧運是否會繼續進行時，東京奧組委事務總長武藤敏郎這樣說道。

他這個模糊的答覆登上了頭條，被演繹成奧運會有可能會被取消的暗示。這正顯示了我們所有正生活在東京奧運氣泡裏的人，現在的處境是如何微妙。

每個從日本境外來的人，在前往東京之前都必須隔離，而且在登上飛機之前就已經需要好幾份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甫一抵埗，我們要在酒店裏再隔離三天，並每天接受核酸檢測。

限制措施令你每天只能外出15分鐘，去便利商店買食物和飲料。

你在頭14天裏都不能去餐廳，但是你可以叫外賣，這對於不會說日語的人來說可能會很困難。

我能說也能讀日語，但是隔離還是不容易。三天過後，事情也沒有變得簡單多少——我們仍然只能去特定的場館，一切都在奧林匹克的氣泡裏。

每天唯一允許出外的窗口就是那15分鐘——而如果新冠病例繼續上升，連這個都可能會被取消。

東京居民對於所有遊客的到來感到不安，一些報紙也報道了一些據稱是違反「奧運氣泡」的新聞。

「7月16日，古巴代表團被要求在機場辦公樓的一個房間裏等候新冠病毒的檢測結果。運動員與機場工作人員使用同一個衛生間，在走廊和樓梯雙向走過時距離近到身體要發生接觸，」《每日新聞》在7月20日的報道中這樣寫道。

公眾的情緒極度緊張，我感覺彷彿連奧運會本身都已經處在懸崖邊上了。

故地重遊

我第一次來日本是在1989年，當時我20歲，來這裏上大學。我在筑波大學修讀相當於是現在的傳播學專業，當時我在我的學院裏是唯一的非日本人。

我在25歲那年離開日本。在離開20多年之後，我一直很期待再次來到這個最令人難忘的國家。

身處氣泡當中，我明白日本政府為什麼要採取所有這些措施。我隱隱希望，事情會好轉，而我能夠去見我那些舊時的大學同學。

但現在我想，這是不可能了——公眾已經有了他們的決定。

純子站在國立競技場圍欄外面的時候，我訪問了她——她帶著12歲和9歲的孩子。 她告訴我說，她認為對抗新冠疫情的這場仗已經輸了。

「這非常複雜。我很高興我們有奧運會，我們甚至都買了票。現在我心裏有種矛盾的感覺。我想享受這段時光，但是內心深處我很傷心，對奧運會感覺不安。」

根據《每日新聞》在周日（7月18日）發表的民意調查，將近三分之二人不期待享受奧運會。

「我認為我的感受和每一個生活在東京的日本人是一樣的，和所有從外面來的人也是一樣的，」純子說。

「對所有這些從外面來的人，我覺得很傷心，很傷心，因為我們不能以我們希望的方式來接待他們，」松田紀子說，「日本文化注重款待客人——所謂的『omotenashi』，但是現在不可能了，我們要很小心。」

松田女士來看體育場外的五環雕塑，並且來哀悼一場本該完美的奧運盛會。

最好的籌備，直至疫情到來

到2019年時，日本就已經凖備好了。大多數的奧運場館建設都在按計劃進行，甚至是提前完成，門票的需要也很高。國際奧委會（IOC）稱東京是凖備做得最好的奧運主辦城市。

但是在我到來之後的這幾天裏，我們在奧運氣泡裏的感受是……陰森。

草坪、樹木、建築——它們全都一塵不染。一切都凖備著歡迎大家，一切都按計劃精凖地籌備好，但是周圍仍是空蕩蕩的。它感覺就是一場科幻電影。

渡邊豐子也是來看國立競技場的奧運五環標誌的。儘管有人抗議，但是她覺得當局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新冠疫情之下已經盡力了。

「我很高興奧運會在這裏。我七歲的時候有去東京的第一次奧運會，我有最美好的回憶。這對我來說是第二次了，我是來這裏表達我的支持的，」她說。

但是到處都是路障，人卻不多。我問她，對此有什麼感覺。

「對此我感到遺憾，並且很孤單。我明白有新冠病毒的問題，但是現在離全球大流行開始已經過去一年了，而且我們知道預防措施是什麼。」

「我認為人們應該能夠來，負責任地行事，自覺保持社交距離，所以路障是真的沒有必要——這是反應過度，」她說。

距離開幕式還有幾天，但各種壞消息仍然接踵而至。本周，一個由14名學者、作家、記者等人士組織的小組向東京都廳遞交了一份共有14萬個簽名的請願信，在最後一刻請求取消奧運會。

在新冠確診病例飆升的狀況舉辦奧運會，這裏的氣氛很安靜，甚至連豐田這樣的主要贊助商都決定不出現在任何與奧運會有關的電視廣告，不願與這場不太受歡迎的大會有聯繫。

這已經很能說明圍繞在這場被遺棄盛會的黯淡氛圍。

BBC國際部記者洛德絲·赫萊迪亞（Lourdes Heredia）在東京實地報道奧運會。

今日推薦奧運影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