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校園自殺的根本問題，是從未真正解構的升學主義
文：哈理斯（諮商心理師，「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作者，女人迷專欄作家）
在2020年的11月9、11、13日，台灣大學接二連三發生學生自殺事件，整個社會都籠罩於憂鬱與不安情緒中。一方面急需啟動機制預防類似事件再發生，另一方面則思考到底下一步該怎麼做：是校方輔導資源不足、學業壓力過大、學生抗壓性低⋯⋯？還是整個結構出了甚麼問題？
我們毋需把問題全推到台大身上，因為校園自殺事件不可能只出現在台大，卻是全台灣的大學都需要藉此悲劇而警覺的。因此，本文以心理學觀點，去思考「學校」的角色與「學生」需求之間的關係。
學校要成為新的家庭，重燃學生對生命的希望
一百年前，心理學家佛洛伊德曾針對中學生自殺一事提出想法[1]，他注意到校園自殺常常與憂鬱症有關。以他的精神分析話語，即個體帶著愛與連結的失望，產生一個隱密的動機（如不想再受苦、不想再服從內外在的要求），並最終放棄了自我保存的天性，走上末途。
為了應對校園自殺議題，佛洛伊德認為：「校方必須帶給學生生存的欲望，做他的支持與靠山，這種發展狀態能迫使學生鬆開他跟父母與家庭的綁定。」
堅實的家庭支持當然重要，但佛洛伊德這番話是假設那些最終會尋求自殺的學生，本身往往有著原生家庭的成長創傷、一直受害於父母施予的超我壓力（「你一定要考上醫學院」、「沒拿到獎學金真是丟臉」、「不要跟我說你做不到」⋯⋯），又在學校這個新環境中得不到支持與溫暖，才在憂鬱中走上自殺之途。
因此，佛洛伊德主張學校真正的責任不只是教學，更是「成為家庭的替代者」（a substitute for the family），好引導學生把內在生命的悲哀轉向，轉至對生活與世界的好奇與興趣。
簡言之，學校要成為某種意義上新的家庭，以給予一套新的生活方式，重燃生命的希望。
根本問題是從未真正解構的升學主義
在連續三起的學生自殺事件後，台大學務處心輔中心已表示2021年可能再增加六名兼任輔導教師（目前為21名兼任，25名專任），並考慮開放部分夜間電話輔導專線。這當然是一個樂見且必須的補救方式。
然而，當我們思考「學校要成為學生新的家庭」這件事，便會意識到根本的問題不在於校內輔導資源不足（當然這仍是必要的），而是在大學裡的超我幽靈：每個學生都焦慮著要成為最優秀的那一位。
在滿是「強者」的國度裡，人人都頂著「優秀還得更優秀」的壓力去競爭與存活，被自我要求和完美主義所詛咒而無法放過自己，只為了誰的期待而活、為了不辜負誰的願望而讀 [2]。
這群學業優秀的青少年是伴隨各種情緒困擾的，而他們的心理痛苦，其實是從社會到家庭，家庭到社會所施予的。從傳統的「讀好書」到當前倡導的「多元發展」，我們仍在要求人們在較勁下成為「第一名」，即一種從未真正解構的升學主義，一種仍不斷增生與變體的理想自我的追求。
由此回到佛洛伊德的啟發：「學校」不應該在心理意義上，重覆或複製了那種壓迫式父母、社會期待所帶來的生命嚴苛性質，也不能裝作這只是唸個四年就畢業的遊戲而隨隨便便。相反，它在心理意義上該成為學生所依賴的新環境，一個能讓學生放下「家庭－社會超我式期待」與「理想自我」預設的責任角色。
換言之，「學生」需要「學校」作為新的家庭，帶來修正性的認知與情緒經驗，好真實地「成為他自己」。否則，學校增加再多的輔導資源，也只會像是在家暴的環境中不斷購入可以暫時安慰小孩情緒的毛絨娃娃，但總有一天，因著家庭繼續存在，娃娃會失去它的功能和意義，小孩因受不了而要「離開」。
但願任何大專、中小學校裡，不要總是在發生悲劇後，才為輔導資源作硬體改善，才發覺校內一家人要彼此支持，就像台大校長管中閔給全校的信末寫道：「此時此刻，我們更要緊密相依。我們都是一家人，只要大家覺得有需要，學校隨時在你們身邊⋯⋯」。那麼平時，彼此是家人嗎？這是各教育機構都需要反省自問的。
作為一位諮商心理師，或作為台灣社會的一份子也好，我期待的是每一所學校（尤其是幾個世代以來被加諸光環的頂尖學府們）能夠從心理意義上出發，漸漸改變它們的經營模式，體認到教育機構的責任在於成為學生的新家庭，而不是一味追趕發表量、大學排名、社會競爭力的壓力鍋。在新家庭裡，不再讓教授只成為教書的長輩，不再讓同學只成為競爭下的犧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