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俊事件:等待當代,果陀?一則「合作者」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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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藝大的教授黃建宏,現職兼任關渡美術館館長,也是展覽「楊俊,藝術家、合作者、他們的展覽與三個場域」的共同策展人之一,鑑於近期因為該展覽計畫以及後續相關爭端的餘波盪漾,這個計畫的發起人與策展人芭芭拉.史戴納館長已完成發言,作為「合作者」感於這段日子下來,許多不同角度的發言,甚至引發國外藝術媒體的關注,但這個問題似乎仍然停留在過往長久以來的語言模式或說我們所習慣卻不滿的話術,所以,在此提出個人基於主觀認知與專業經驗所交會出的一些看法,希望對此事件留下個人的一段記錄。

在台灣藝術圈發生任何事情,除了廉價卻偶有正義氣味的批判性術語之外,常常聽見的是「說不清楚」、「不好說」、「不能說」,或是「太複雜了」的無奈,這或許正是靠北藝術為何仍受到支持和使用的原因,也是在這語境下,台灣藝術討論漸漸失去其活力,「權力」和「資源」在政策上的交互綁定,與這綁定對於年輕工作者(無資源者)所形成的心理壓力,營造出一種有聲無語的狀態。

另外從阮慶岳和潘小雪的發言,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國家文化政策對於藝術論述場域的影響,更甚者造成藝術機構的官僚化,讓相關批判性論述淪為政治正確的宣傳利器。綜合這些環環相扣的因素,不難描繪出這個有聲無語的生態系,而今天因為楊俊與台北當代館合作展覽所引發的問題,確實就直指出這個充分官僚化、促成利害交疊的人際網絡、因夾身全球與在地雙重慾望而形成保守性、尊權力結構而輕忽機構人員權利、服務於國族認同、在地意識形態的生態面貌。

社會價值的表現與協商:如果我們將當代藝術與當代藝術展覽視為二十世紀藝術朝向民主化與資本化的發展,那麼,在台灣進行創作與展覽工作的國內外藝術工作者,或許就必須意識到創作發表與展覽執行都與表達社會價值、或同社會價值對話、甚或對社會價值進行商榷有密切關係。也因此,藝術工作者應該在許多環節上以「同社會價值對話」作為初衷,而不至於落入狹隘的藝術圈課題,甚至因為這狹隘性時而出現無視社會價值的荒謬狀態。

然而,在楊俊的展覽事件中,無論是藝評回應、臉書貼文或是群組對話等等,都常見到帶有強烈情緒、價值觀激烈表達的驚人之語,國內外藝術工作者,甚至我們可以說台灣社會與民眾,都渴望「尊重」,這是台灣這個多種族與多文化、經歷多種殖民歷程的地方的共同渴望,但許多強烈用詞的應對,完全透露出藝術圈在權力與文化政治討論中的不客觀與不成熟。

楊俊因為2008年台北雙年展的機緣,進而更深化延展了他跟台灣當代藝術圈的關係。(圖片擷取自Youtube)

有機生態系與施行規定:如果台灣有足夠自信宣稱自身文化上的獨立性與特殊性,必然能夠肯認各個機構獨立運作時內部約定俗成的工作倫理和合作方式,簡言之,就是對於機構自身所演化出的「有機」具備足夠的肯定。因為「有機」的衍生總是為了解決「規定」所帶來的限制。當機構有重要人事異動時,即使主管不認同既存的協作關係與運作方法,如果原機構的有機運作是有效的,理應有機會在「不違法」的狀況下,協調並調整既有的作法,並尊重既定推動的事項。若倏然不考慮內部的有機運作,一切訴諸行政紀錄、施行規定,若還觸及到機構人員的「不合規定」,定會對機構運作管理產生震盪。我想無論是展覽同意權、館員的懲處與製作爭議等等,都涉及到上述狀況。

國際亮點與在地資源分配的永恆矛盾:台灣當代藝術長期夾身於「國際可見度」與「在地資源分配」的議論張力中,也可說是當代藝術慾望極化的兩端,這樣的議論從未停止過,甚至,這種「資源焦慮」或說「未來焦慮」,在不同時期的意識形態下有不同的變形。時至今日,當我們再次遭遇到國際合作或跨文化合作時,究竟如何一次次面對「維持平衡」的挑戰?

明顯地,楊俊是非常特殊的「跨文化」案例,除了藝術家自己就在處理全球資本、身份、歧視、移民等相關課題之外,他也因為2008年台北雙年展的機緣,更深化延展跟台灣當代藝術圈的關係,「他」自己成了某種檯面下潛在的議題,而這一次更延續他對於當代藝術的批判,藉著他的回顧型個展而開始的計畫,空間機構與展覽之間的生產關係,正是在這些複雜的歷史脈絡下,「楊俊」作為一個課題浮到檯面上時,才如此逼顯出台灣慾望布署的真實面貌。「資源」內外之分的問題是一種類似「義和團」的簡化狀態,只是為了讓慾望和情緒得以發洩,那麼,反過來問,如果一次次都是似是而非的簡化處理,專業人士不但無能轉化出正面能量(不是為了楊俊,而是為了台灣當代藝術),甚至只會一次次耗損社會資源。

致力於道德比賽的藝術評論:評論和論述場域對於一個長久處在後殖民狀態的地方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的當代藝術需要同主流的全球當代藝術進行「無止盡」的協商,才得以平衡當代藝術在各個不同區域的發展權利、保存具差異性的發聲與創作。然而,論述方向與論述環境的紊亂和消耗,是台灣的藝評工作者和藝術工作者有目共睹的難題,主要還在於論述的生產資源、發展環境和場域構成,會致使評論工作者難以「著陸」,即使貌似「著陸」也常充滿著意識形態的光環。

但無論處境有多艱難,最為根本的就是基於閱讀、調查和專業經驗,給出對於作品與展覽的明確評價、分析、說明與批評;然而,隨著「政治性」的寬泛理解和簡化,致使這個當代藝術的關切面向,在許多評論裡被無限上綱到「道德」的評論;對我而言,並非後者不可行,而是後者需要另一些研究調查來支撐其論理。從去年展覽在關渡開幕以來,大多數致力於道德比賽的評論者,都沒有和策展人理解過展覽製作的過程和方法,也難免只能在有限篇幅和工作時間裡完成一些過分簡化、甚至錯誤的評論,即使這確實都屬於生產環境的一環,不能簡單歸咎任何個體,但「製作充滿情緒亂度的內耗」使得這個環境對於當代藝術的信任不斷流失、麻痹,才是我們應該藉由不同事件所應面對的挑戰。

最後,我還是想對致力於藝術工作的很多人,特別是在這事件中因為權力、資源、情感、關係和消息而捲入的各位表達敬意,因為無論如何,你們都已經是「不冷漠」、也是願意「投注」關注的參與者,只希望未來我們能夠「等到」更多對話的機會。而對於來自遠方各處的藝術家,我永遠都歡迎您們,期待和您們的各種合作與交流。

※作者為北藝大關渡美術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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