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秉儒》蔣介石讓學生參軍抗日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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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秉儒》蔣介石讓學生參軍抗日的真相
楊秉儒》蔣介石讓學生參軍抗日的真相

【愛傳媒楊秉儒評論】最近看到有網友在流傳一則圖文,其大意稱:「1931年9月底,上海復旦、光華等各大學學生5千人至京請願,敦促政府出兵抗日。蔣介石接見了請願學生,提出了兩個辦法由學生們自己選擇,一是返回學校安心讀書;二是去南京孝陵衛新兵訓練處報到,正式入伍當兵,參加抗日。蔣介石訓話完畢,眾人皆領受而回,無一人去新兵訓練處從軍。」

雖然知道網友們是想藉此嘲諷現在的「臺灣覺醒青年」們,但是這個「蔣介石讓學生參軍,無一人前往」的段子,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一、1931年9月29日,蔣介石確實對學生講了一段類似的話。

《九一八學潮》發生於1931年9月至12月,高潮為1931年12月17日南京的「珍珠橋慘案」。事緣東北「九一八事變」後,時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蔣中正拒絕對日本宣戰,爆發敦促出兵的學潮。據蔣介石《事略稿本》,1931年9月29日,蔣介石接見自上海前來請願的學生五千餘人。蔣發言長達1小時有餘,其中確有一段類似的話:

「諸位忍餓耐寒,吹風淋雨,以愛國血誠,來此請願,足見人心不死,前途實有絕大希望,並使本席增加十二分勇氣與力量。殊足欣慰。……政府同人正日夕積極工作對外之一切準備,決不放棄責任,為將來國家之罪人。本席亦抱定與國民共同生死之決心,以不負人民之信託。至諸位青年,在此時期,正宜刻勵沉著,鍛鍊修養。多虛耗一分光陰,即損失一分學業,國家即減少一分力量。政府同人,為諸位不斷的請願,不無分去若干時間與精神,以致影響於一切政治與外交之籌劃。而敵人反得有擾我之餘地。且恐轉貽反革命派以利用之機會。今日到京同志,如願從軍效國,即可編入義勇軍,受軍事訓練。現已在孝陵衛籌備可容五千人之營房。如願回校求學,即於今晚離京,仍有原車運送。」

二、官方調查學生行蹤的報告,未提及有學生往孝陵衛參加義勇軍。

蔣介石這番訓話之後,學生們作何反應呢?國民黨中央訓練部呂奎文、李北昆、王滌文、韓立德等人,曾奉命調查、追蹤這批上海來京請願學生的一舉一動。9月30日,即蔣介石訓話次日,李北昆、呂奎文二人遞交了一份調查報告。內稱:

「各校學生組織嚴密,紀律極佳,毫無渙散喧擾情形。……蔣主席在軍校大禮堂召集全體學生訓話,詞極誠懇,並提出辦法兩種,即各校學生願回滬者當晚即須離京,不願回滬者即赴孝陵衛加入義勇軍受軍事訓練。其訓詞詳見卅日報載。……惟以訓話時之鼓掌及呼口號時之喧呼細察之,見各校學生態度,似當有認為結果不圓滿者。訓話畢,由軍校招待晚膳,乃復旦、暨南及同德三校學生竟不食而走,時已下午五時,職等以枵腹終日,乃往就餐。餐畢復往軍校調查,則各校學生正紛紛赴國府車站,準備回滬。職等在站見各生均有不滿之意。惟復旦、暨南、同德三校尚未離京。據調查結果,該校學生關於返滬問題須俟當晚會議方可決定。詳情如何,俟今日調查後再行續報。」

該報告無一字提及有學生前往孝陵衛報到,參加「義勇軍」。

10月1日,王滌文、韓立德二人也提供了一份追蹤報告。內稱:

「職等……在該校(中央大學)確實調查,計當晚(9月29日)回滬者有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同德醫學等學校,預定次晨(9月30日)返滬者有復旦大學、暨南大學、中法工學院等校。職等見當時秩序尚佳,且預定當晚回滬者業經動身,當無其他變故,乃復至中央軍校等處調查。結果並無學生駐留該校,乃即返部。今晨(10月1日)復至中央大學調查,確悉預計昨晨返滬各校業已全體離京。」

該報告也無一字提及有學生前往孝陵衛參加「義勇軍」。

三、但是,蔣介石建議學生入「義勇軍」,並不是讓他們去參軍。

需要注意的是,蔣介石建議青年「如願從軍效國,即可編入義勇軍,受軍事訓練」,其中的「義勇軍」,並不是正規部隊,而只是一種專門為學生所設立的準軍事化組織(換言之,即為「軍訓課程」)。1931年9月24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了一份《學生義勇軍教育綱領》。該綱領由國民黨中央黨部制定。綱領要求「全國高中以上各學校一律組織青年義勇軍,初中以下各學校一律組織童子義勇軍」,進行軍事訓練;不能參加義勇軍的女生,則可學習戰時看護、救傷等知識。義勇軍的訓練為6個月,每日2小時。軍事訓練之外,知識學習仍是首要之務,綱領明確規定:「學生應該努力學業,不得罷課」。

另外,孝陵衛營房,時供陸軍教導第一師使用,也不是什麼「新兵訓練處」。蔣之所以讓請願學生去「孝陵衛營房」參加「義勇軍」,乃是因為根據《學生義勇軍訓練辦法》,南京、上海、武漢等地的學生義勇軍訓練處,由國民政府訓練總監部(主管全國軍隊教育、軍校教育)直接負責組織(其他地區由軍方主導,黨部和教育部門輔助)。孝陵衛營房,其實是軍方可供選擇的一處軍訓場所。

也就是說,蔣介石給請願學生的建議,並不是「要麼參軍,要麼讀書」。根據政策,去孝陵衛參加義勇軍,也還是要以讀書為先;回上海學校讀書,也仍可以參加本校的「學生義勇軍」組織。所以呢,細究這個對話,蔣讓學生選擇,算不得是在刁難學生;學生沒去孝陵衛,也尚不足以說明其空喊愛國口號、並無愛國之心。

四、1932年滬戰,曾有幾十名「學生義勇軍」上前線抵抗日軍

遺憾的是,學生們對加入「學生義勇軍」雖有熱情,卻很難維持——如復旦大學高峰時有學生義勇軍930人,青年義勇軍180人,女子學生軍66人,女子救護隊36人;但到1932年初,則多已星散。相比去參加軍訓默默流汗,學生們顯然更願意前往國民政府門前大聲疾呼。

1931年底,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授部主任王伯齡,出任上海學生義勇軍訓練處主任。但王氏到上海後,並不足以挽救「學生義勇軍」的暴盛暴衰。據學生運動的當事人披露:

「上海變起,……各校武裝健兒隨處可見。中央注意於此,特派老軍事家、中委王伯齡氏,來滬專責訓練。期以有用青年,將來亦可馳驅於疆場。殊不料學生們有頭無尾,老英雄竟無用武之地。……自王氏就職以後,各校肯專心受訓者究有幾何?學生藉故不上軍操者,實居多數。有其名而無其實,誠出乎王氏初料之外。……滬戰(指1932年的一二八抗戰)開始,所謂各校共有萬數以上的義勇軍,除了復旦數十名和中公十餘名的大無畏的抗日健兒正式參加外,平日通電也、領槍也、上操也的所謂多數的少爺小姐兵,哪裡去了?上前線麼?已到了內地的鎮鄉。殺敵人麼?殆鬥著方城的手戰(不是一概而論)。」

寫這篇文章的記者,乃是一位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曾上前線支援的學生義勇軍。故其言辭之間,對同人有著很深的責備。這種責備或許有些過激,但卻也有助於後人管窺當年學生請願運動的成色。

五、1931年學生請願運動,當局惟在避免流血衝突一事上尚可稱道。

總體說來,1931年的《九一八學潮》學生請願運動,大致可區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9月份是第一階段,推動者主要是國民黨改組派,「當時各大學出席上海市學聯會的代表,都是改組派的成員。……改組派控制了全國學聯,以之作為宣傳反蔣的一個重要陣地。」10月份請願運動陷入低潮。11月上旬起,風潮再興,是為第二階段,不少地下黨人(尤其是北平高校)成為請願運動的幕後組織者。

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主席,自9月下旬至11月底,接見請願學生約20次左右。這也是國民政府應對請願的主要手段。但這種頻繁接見,絲毫未能緩解請願運動的持續高漲。相反,請願者和接見者的調子,均越唱越高。如11月23日,蔣接見杭州來京請願學生1700餘人,為表白心跡,竟以諸葛孔明及岳飛自況:

「余決以諸葛孔明出師表中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四句,及岳武穆之母針刺武穆背上盡忠報國四字之意,決心自持。斷不負我黨國,愧我總理,忝我父母也。」

但這種自況,經媒體渲染之後,效果卻適得其反;—鑑於諸葛亮、岳飛等確曾將北伐付諸實施,學生們又於次日滿懷期望,再度請願,堅持要求蔣效仿諸葛亮寫《出師表》,「下一手諭,表示決心北上收復領土」; 蔣則回應「絕對負起責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學生不滿意,「必欲堅持出兵宣戰」;蔣再發手諭勸說「安心求學、擁護政府」。學生「終不聽」;蔣大怒,「命站立二十八時以罰之」。當天下午,蔣在日記中嘆道:「數日以來,各地來京請願學生,經余親與接見訓話者,約二萬餘人。余對青年學生,亦用盡精力矣。」日記寫畢,又命釋放罰站學生。

略言之,1931年《九一八學潮》學生請願運動中,國民政府可謂應對乏術。惟在避免流血衝突一節上,尚有值得肯定之處。儘管這一時期的蔣介石討厭學生運動,並且懷疑背後有人操縱,但總體來說,還是有耐心的。蔣介石在日記中云:

「下午,各方學生為反動派所蠱惑,來京請願北上,故意搗亂,破壞政府,勾結日本、廣東,人格喪失殆盡,而余處境之悲慘,亦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胡逆漢民,其亡國之妖孽乎?」

在實際作為上,如1931年12月8日,國民政府特種外交委員會開會,強調「惟對學生,又應另外看待,看作教訓子弟一般,只能用口,不能用手。」蔣介石也多次告誡不許開槍。再如12月17日,中央日報館被學生搗毀焚燒;次日,軍警以武力勒令數千名學生返校,「以北平路遠,每學生給伙食洋一元;至安徽學生約有三百餘人,亦送至下關,並給洋二百元。」

整體來說,蔣介石對於當時的中國青年學子們仍有期待,而且是竭力保護的。要不然,就不會有「西南聯合大學」的誕生,讓仍在求學的中國青年,儘管飽受戰火侵襲而顛沛流離,仍然弦歌不輟。

1937年7月7日發生「七七事變」,7月29日,天津遭到了轟炸,南開校園在付之一炬。8月3日日軍進駐北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0月13日,日軍控制了整個清華園。11月1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湖南長沙嶽麓山下組成了西南聯大的前身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同時還開辦了清華研究所。臨大的學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華631人、北大342人、南開147人還有218名借讀生;教師共148人,清華73人、北大55人、南開20人。1938年1月,由於日軍沿長江一線步步緊逼,戰爭吃緊,決議搬遷至昆明,臨大組織師生分三路到達昆明,校名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梅貽琦任設常務委員會主席。其中有820名學生隨校南遷,1940年,因聯大校園屢遭日軍轟炸,教育部命聯大遷往四川。8月,聯大決定於四川敘永設立分校,命一年級及先修班新生前往上課。11月,為了培養大後方中小學教師,聯大成立師院附設學校。一直到1946年5月,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遷回原址復校後,師範學院留雲南獨立設院,改稱昆明師範學院,後更名為雲南師範大學。在「西南聯合大學」的學生中,有許多人如楊振寧、李政道、陳省身、趙九章、鄧稼先…等,日後均成為知名學者,也有許多人響應抗戰後期(1944年)因滇緬戰況吃緊,軍隊須受美軍教官訓練與操作美式裝備,故號召知識青年踴躍從軍,藉以發揮訓練成果、提高軍隊整體戰力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加入「青年遠征軍」的行列,奮勇報國。

但是,當年(1931年)《九一八學潮》時,這些學生們在當時又是怎麼做的呢?

1931年9月28日,當時的外交部長王正廷在辦公室被學生用花盆砸破了腦袋。12月15日,又有蔡元培等被學生用木棍毆打頭部住院。但是肇事學生均被釋放,未受追究。

看到這裡,會不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熟悉感?這些場景與劇情,好像幾十年後在台灣,在中華民國的立法院、行政院等部會院址裡又重複上演?

如果說,《九一八學潮》時的覺醒青年們是看到蔣介石的無能,國民革命軍的腐敗,所以不想參軍,寧願跑去東北打抗日游擊,還有奔赴延安投靠八路軍,那麼,同理可證,現在臺灣的覺醒青年們是不是也看到民進黨的無能與腐敗,所以不願意從軍報國?甚至還要想方設法地逃避那四個月如同戰鬥夏令營般的兵役訓練?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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