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聲】作家在動盪世界中的行動與作用

民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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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正在陷入動盪不定的大環境:經濟萎靡,有預測稱「2020年全球經濟陷於危機」,美國摩根大通投行(JPMorganChase)稱之爲「超級危機」;自然災害,森林大火、地震災難、環境污染等,無數的家庭流離失所,生命頃刻間紛紛消亡;戰爭烽火,中東等世界多個地區一再爆發武裝衝突,戰爭就像是生命的收割機,吞噬著無數的卿卿性命;恐怖襲擾,在世人身邊,無疆界無區域之分,不時發生,無辜飲彈者接二連三地倒下;人權危機,專制獨裁統治下的人權迫害,猶如一台生命絞殺機,非正常死亡不斷地持續發生,人類社會呈現極度的動盪不安。

世界和平,是人類追求的永恆目標,是國際社會關注與關切的焦點,也是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的工作重點與中心。

作家的理想境界——「想象的民主」

作家在動盪世界的作用與行動是什麼?國際筆會會長詹妮弗·克萊門特(Jennifer Clement)在2019年馬尼拉國際筆會年會上發表了「想象的民主」宣言(The Democracy of the Imagination Manifesto),是對傳統認知與認識的一種突破。民主與自由,不是人們嘴上的時髦詞匯,不是社會團體包裝的裝飾品,也不是固定、局限、條件等框架下的政治現象,更不僅僅是現代統治的制度與模式。

詹妮弗會長指出:作家對於自由民主的理解與解讀,應該立足於現實,與社會矛盾相結合,與週邊環境相結合,要有充分的想象力,要有開放式的臆想,旨在追求與建設人類社會和平、自由、民主的理想境界。

事實上,我們現實社會中,就常有超乎現代文明,超乎尋常政治倫理的事件,比如:2018年新華社公佈了中共中央的一份修憲提案全文,對憲法第79條關於國家主席連任規定的修改。中國是大國,中國現代版的「君權神授」,對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一場舊皇朝復辟的噩夢,對整個世界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的政治地震。面對新獨裁的突然到來,中國的政治學者們陷入了集體失語。

這個世界的文人與作家,竟然熟視無睹,在捍衛民主與自由時,卻無人表達批評意見。國際筆會會長詹妮弗關於「想像力」的沒有邊界,不設限的說法,讓好些獨裁政治家很不待見,特別是她說:「控制想象力的尝试可能导致仇外心理,仇恨和分裂。」更是引起獨裁政權的反彈。

香港法治遭遇中共專制脅迫

和平委員會副主席廖天琪,負責「亞洲極權國家與人權狀況工作」,她在21日的工作會議上指出香港「反修例運動」,就是最為生動的例子,專制政權壓制法治和言論,引起人民奮起反抗,水火不容,民意滔滔,為世界樹立了榜樣,如今南美各地也是風起雲湧地掀起了民眾抗議的活動。

中國自習近平統治以來,大陸的人權狀況每況愈下,去年美國參衆兩院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足以說明中國的人權狀況持續惡化。

廖天琪指出:民意不可違,獨立中文筆會的作家成員們自始至終站在香港人民一邊,筆會在香港的會員始終參與和平請願活動,通過臉書、自媒體等及時向海外傳送香港「反送中」運動的信息,獨立中文筆會一直與香港參與運動的一些團體保持聯絡,並及時在香港以外的媒體,一再發出聲援香港的文章,並在德國的科隆、柏林組織了兩次聲援抗議示威活動。

新疆地區的人權狀況非常緊迫,北京政府在新疆設立了所謂的「教育營」,十萬百萬的維吾爾人被關押其中,被強迫進行意識形態「去維吾爾化」的洗腦,被強迫吃豬肉、喝酒、掛中國領袖的肖像等,踐踏了維吾爾人的宗教,褻瀆了維吾爾人的民俗。

有道是:「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意思說:爲政的人不應該把水作爲鏡子,而是應該把人民當做鏡子。換句話說,北京政府應遵循香港市民、維吾爾人民的民聲民意民心,來反省政府的工作,檢查爲政的得失。

這些都將繼續成爲世人,特別是文人與作家關注的重點。

巴黎「德雷福斯事件」展館裡展出的法庭審判繪圖。圖/廖天琪提供

作家在和平運動中的困惑與艱難

哈薩克斯坦筆會會長Bigeldy Gabdullin提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話題,人類的「核輻射災難」。會長介紹道:六十年前的蘇聯統治時期,在哈薩克斯坦東北草原地區引爆了蘇聯的第一顆核彈,核試驗場是塞米巴拉金斯克,在方圓1.8萬平方公里的區域內,近40年以來,大約有456顆核彈引爆。而居住在測試場週邊的居民,遭到被核彈爆炸後的輻射侵襲,造成了大批核輻射病例與死亡,慘不忍睹。

核彈的放射性物質侵蝕了哈薩克斯坦整整三代人的健康,受到核爆炸影響的總人數,估計超過100萬。核爆炸所帶來的健康問題,種類多種多樣,試驗場週邊地區的嬰兒死亡率,是其他地區的5倍,從甲狀腺疾病、癌症、出生缺陷、畸形到心血管疾病等各不相同。許多年輕的婦女不敢要孩子,生怕生下來的孩子會肢體不全。核試驗造成的影響不僅體現在人們的身體方面,同時也給人們的心理造成極大的危害。據一些科學家分析,這一地區的殘留核物質要得到完全的清除,至少需要上千年的時間。

會長介紹說道:問題是這樣的悲劇在蘇聯時期是禁忌話題,1991年蘇聯解體,哈薩克斯坦獨立建國後,這依然作爲禁忌話題。會長在90年代曾採訪與調查了大量核試驗受害者群體,並撰冩了揭示這一悲劇的專著,結果以觸碰國家機密罪,被判處三年徒刑。

核武器依然是一些大國炫耀武力的標誌,但它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性、毀滅性的後遺症,令和平世界難以接受,這些社會的大問題,是不是作家應該關注的問題?作家又如何才能發揮社會作用?及承擔社會責任?

作家與社會抗爭運動的關係

孟加拉國作家提出:作家在面對社會時,與社會反抗運動的關係與作用。現代文明社會中,社會「抗爭劇情」一再上演:具體形式有遊行、集會、示威、請願、公開聲明、聯署呼籲、小冊子散發等,這樣的運動通過一致性的展示:價值、統一、規模和奉獻,達到改善當前社會現狀的目的。比如: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法國巴黎的「黃背心運動」等。

作家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是緊密相連的,其實早在100年前,就有例爲証,會議特此組織參觀了「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展館。

巴黎「德雷福斯事件」展館裡展出的法庭審判繪圖。圖/廖天琪提供

事件的梗概:德雷福斯是猶太人,是法國陸軍砲兵上尉軍官,在總參謀部工作。1894年10月,因遭遇其長官陷害,被污爲德國間諜,儘管証據不足,法院仍判處他有罪,並被終身流放和關押到魔鬼島。1896年情報機構新領導人皮卡爾上校獲得真相線索,真正的叛徒應該是另一名總參謀部成員費迪南·瓦爾桑-埃斯特哈齊(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少校。但是總參謀部下令他緘默,年末他就被調到突尼斯去了。

直到1898年1月,軍事法庭開始審理對埃斯特哈齊少校的控告。但法官和陪審員們根據上面的旨意,仍然宣佈埃斯特哈齊無罪。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國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整個法國震怒了。

此時,法國著名作家埃米爾·左拉(Emile Zola)毅然站了出來,在《極光》報中發表了冩給法國總統菲利·福爾的《我控訴…!》檄文,表達了自己的憤怒,並聲明德雷福斯遭遇了冤枉的審判。不久,軍方以「誹謗罪」對左拉提出公訴,左拉被判一年徒刑,罰款3000法郎。這就是作家堅持正義的代價。

1899年6月,法院宣佈對德雷福斯的判決無效,將把該案子重新送往雷恩的軍事法庭。在8月的審判中他卻還是被判有罪,但是獲得減刑,改判爲十年關押。新法國總統埃米勒·盧貝告訴他,假如他接受不再上訴的條件,就可以立刻獲得赦免。德雷福斯接受了條件,使得許多同情他的人感到失望。這以後,德雷福斯和他的家庭選擇了隱居,並冩了一部回憶錄——《1894年至1899年,我生活中的五年》,於1901年發表。

1902年,法國左派在選舉中獲勝,德雷福斯事件再次被推向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最後上訴法院把1899年的審判也否定了。1906年7月12日,法國最高法院取消了對德雷福斯的判決,德雷福斯終於得到了平反。他在此後立即舉行的一次儀式中重新入伍,並晉昇爲少校,獲授法國榮譽軍團勳章。

作家一直在積極行動中

以筆者的觀察,國際筆會的作家們,雖然離公權甚遠,人微言輕,但是作家們敢於提出社會問題,挑戰統治政權,比如中國作家王怡,面對政府修訂宗教事務條例,以教會不能「危害國家安全」爲由,對教會管制加上條條桎梏,牧師的佈道稿須接受審查,神職人員要由黨任命,限制與海外機構聯絡等,勇敢地站出來,大聲批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走向威權主義,反抗這樣的極權控制。

中國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是個重災區,當然中東、南美和非洲甚至亞洲許多國家的狀況也不佳,好在作爲群體的國際筆會(PEN International ),是一個世界性非政治、非政府的作家組織,爲了促進世界各國作家間的友誼與合作,它始終積極維護言論自由,並保護作家免受政治迫害。作爲群體的國際筆會,每年都會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供年度作家的人權情況綜合調查報告等,在國際公義、人道、人權等方面,始終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並積極努力地耕耘與工作。

兩張「空椅子」

劉曉波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他當時身陷囹圄,頒獎典禮上只放著一張空椅子。從此以後「空椅子」就成為國際筆會的一個為聲援受迫害的作家的一個代號標誌,每次大小會議上,都有一兩張空椅子,這次是為1964年出生的厄立特里亞的記者達維·伊沙克Dawit Isaak,他1992年就入籍瑞典。次年他的國家從埃塞俄比亞獨立出來,他就返國在報界擔任工作。他於2001年「被失蹤」,因為在報上發表了總統與改革派的衝突。雖然日後他在國際上獲得許多獎項,但是卻依然人間蒸發,不知所終。空椅子上放著他當年的照片,國際筆會要一直為他呼籲,直到真相大白。

另一名空椅子上的肖像是一位烏干達的醫學女性、維權人士Stella Nyanzi,她為烏干達和干比亞的女性權益呼籲,她以實際的裸體抗議行為來進行爭抗,批評烏干達總統,結果被任教的大學開除,並受到迫害。

這次和平委員會的理事們還討論並訂出今年將推動的幾個決議案的議題,分別是:世界性的移民和流亡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數據化的影響、作家參與社會抗議活動等。四月間在斯洛文尼亞的布萊德Bled舉行的國際文學會議以及和平委員會會議上,將進一步深化討論這些議題。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