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聲】點起一根蠟燭（一）

廖天琪：開篇語 ／ 六四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我們是誰？是許多六四的親歷者，是歷史的見證人；是台灣、香港、日本的政治家，西藏、南蒙古的人權活動人士，更有美國和歐洲的國際學者等，參加網絡會場有88人，在線同時觀看總播放980次（明鏡電視提供），筆者這一部分整理完稿時（淩晨2點），播放3276次，聚集了遍布全球五大洲的民運和知識界人士參與，可謂盛況空前。
為什麽今年紀念六四的主題是「點起一根蠟燭」？
主持人之一、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歐洲之聲理事會主席廖天琪指出：這有幾重意思：

一，提到32年前的六四屠殺，人們心中首先感到錐心之痛，心痛死不瞑目的死難者，痛惜蒙冤不白的生者；再有就是憤怒和羞恥的感覺，因為在世界眾目睽睽跟前犯下殺人、屠城的兇手，不但沒有問責下獄、接受審判，反而手握權力，顛倒黑白，篡改歷史，這是世界的恥辱，更是中國人的恥辱。就如胡平先生說的，這一頁歷史遠遠沒有翻過去，相反的，它還在變本加厲用更為拙劣而醜惡的劇本在華夏大地上演。

二，每年六四香港人民不顧酷暑都在維園舉辦燭光紀念會，往往有數萬甚至數十萬人參加。香港人當年身在第一線，支援內地抗議的市民和學生，大屠殺發生之後，他們感到痛心疾首，又向被追捕的志士們展開救援行動。2019年，香港人護法維權的「反送中、反修例」示威抗議活動，聲勢浩大而持久，令世人刮目相看。自從「國安法」被強加在港人頭上之後，香港的自由、法治和人權被踐踏。民主人士盡皆下獄。今年維園的六四燭光紀念活動也不可能了。所以，我們提出「點起一根蠟燭」，既是紀念六四，也是聲援香港的民眾。

三，紀念六四還有更為現實的一層意義，如今中共之手伸向台灣政經媒體各界，軍機、軍艦繞台威逼恐嚇；壓迫藏人，剝奪藏區的資源，達賴喇嘛尊者流亡印度超過一甲子；移民漢化南蒙古，剝奪蒙古人的語言、文化權利；在新疆將維吾爾和其他民族關進如同「集中營」的「再教育營」，凡此種種暴行都在我們眼前展示著。

主持人之一、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歐洲之聲理事會主席廖天琪。
庫納牧師：為六四死難者的安魂彌撒

德國民運的老朋友羅蘭德•庫納（Roland Kühne）牧師的祝禱：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這些生活在安全地方的人，在紀念1989六四天安門大屠殺這樣重要的日子時，能夠發揮什麼作用？當年的學生，如今已經邁入知天命、耳順的五六十歲了。你們能夠為當下在為民主爭抗的青年學子啟示什麼？

也許，1989 年才33歲的劉曉波的6月2日《絕食宣言》能提示我們：
「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
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對於中華民族的落伍，我們人人都負有一份責任。」

社會是由單獨的個人組成的，中國政府想消滅這個概念。 在中國的權力架構中，一個獨立的人沒有一席之地。「人」是上帝一個個創造出來的，每個人僅僅對他的創造者負責，不應當俯首聽命於上級，這也許就是宗教受到壓制的原因 。有信仰的人，不願做穩固國家權力的「螺絲釘」。一個個獨立的人，和由他們組合成的1989的、以及今天的民運團體，這些就成了中國掌權者的恐懼之源。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生氣，合起來就是力量。我們不可停止抗議、呼籲和懺悔。我們是獨立個體，我們團結，共同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奮鬥。我為每一個人感到喜悅。

我想跟大家一起祝禱：
我們相信，
耶穌基督指出了正義之路，
他為受壓迫者和被剝奪權利者獻出自己。
掌權之人嫌惡耶穌的大愛，他就必須死。
他的奉獻為世界註入一種精神，
這種精神指引了正義的道路。

我們相信，
未來屬於那些
為一個沒有剝削、饑餓和壓迫的世界而努力的人們。
這些人就活在當下，
只要有非正義，他們就爭抗，
為了那些被剝奪經濟和政治權利的人們。
阿門！

羅蘭德•庫納（Roland Kühne）牧師。
王丹主旨演講：「永不忘記，永不放棄」

中國憲政協進會主席、八九民運著名學生領袖王丹說：在六四三十二周年之際，今天來回顧當年那場我們曾經親身參與的重大歷史事件，有些問題或許可以看得更清楚。對於那場運動與中國後來的發展的關係，我認為是一個具有重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的問題。在此我願意提供一點個人看法，當作拋磚引玉，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思考。

我的思考來自一位網友的提問，他的問題是：「如果沒有六四運動，趙紫陽等改革派繼續在位，也許後來會推動政治改革，也許今天的中國會比現在更民主。您覺得呢？」這其實是一個老問題，但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的確有不少人認為是當年的學生運動太超前，導致了八十年代末期的大好政治局面發生逆轉，導致後來的中國走上倒退之路。對此，我是不能茍同的。

針對上述的問題，我的看法是：第一，如果把「運動」兩字改成「鎮壓」，我基本同意；也就是說，導致趙紫陽下台，導致政治改革夭折，導致今天的中國沒有民主的，不是「六四」運動，不是「八九民運」，而是「六四鎮壓」。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事情，只是彼此聯繫在一起而已，但責任還是要分清的。如果鄧小平集團不對八九民運進行「六四」鎮壓，趙紫陽等改革派就會繼續在位，也許後來會推動政治改革，也許今天的中國會比現在更民主。外界有不少人批評當年的學生運動導致了政治改革的停頓，這完全是「倒因為果」的錯誤判斷。

第二，今天回顧歷史，我們必須看到，經過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啟蒙運動的影響，在兩任比較開明的中共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政策推動下，八九民運的爆發可以說是必然的，且這場學生運動本身就是政治改革的討論引起的。1987年中共召開的「十三大」上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問題，當時的政治報告中就提出了「重大問題要與社會協商」的改革建議，後來學生走上街頭，要求與政治對話，就是呼應當局的這個改革政策。換句話說，不是學生運動導致了政治改革的失敗，而是政治改革的發展，必然引發學生運動，因為遊行，示威，和政治參與，這些在當時的學生看來，都是政治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這個問題還有另外一個角度，也許更值得思考，那就是：如果1987年開始的政治改革獲得成功，建立起一定的黨內民主機制，能夠制衡鄧小平的獨裁地位，那麽，後來也許就不會出現對學生運動的鎮壓。我們知道，當時針對戒嚴的問題，即使是在黨內，也是存在很大爭議的，包括總書記趙紫陽，政治局常委胡啟立等高層領導人，包括七位上將等軍方人士，一開始都是反對用武力解決問題的，但當時的政治體制，仍舊是一人獨裁的舊體制，鄧小平殺人的決心一下，反對的聲音立刻就被撲滅，連趙紫陽本人都失去了權力。1987年胡耀邦在沒有經過黨內正當程序的情況下被解職的歷史教訓沒有被吸取，「十三大」上仍然規定了重大事情由鄧小平一人拍板決定，這對民主發展和黨內權力制衡是嚴重的破壞，直接導致了後來的悲劇的發生。因此，事情也許正好相反，不是學生運動導致了政治改革的失敗，而是政治改革的失敗導致了學生運動的被鎮壓。

六四已經過去三十二年了，作為倖存者，我們有責任有義務，釐清歷史的真相，還原事情的是非曲直，這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事情。

另外一個責無旁貸的事情，就是我們這些倖存者，當年的民主運動的參與者，有責任有義務把歷史記憶傳承下去，因此我要借這個機會，正是向各位提出一個倡議，那就是：在美國，建立一個實體的六四紀念館。

眾所周知，在香港，支聯會建立了一個「六四紀念館」，曾經吸引了大量的來自中國的民眾參觀；但我們也知道，這個紀念館，甚至包括支聯會本身，在未來的香港政治氣氛下，恐怕將無法繼續存在。一旦香港的「六四紀念館」被查封，全世界將再也沒有一個實體性的紀念館，公開展示歷史記憶。

而我們更知道，有這樣一個實體性的紀念館，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它不僅可以收集和保存有關「六四」的歷史文物，更可以通過展示這些文物，讓歷史記憶鮮活地出現在現實世界中。我想，今天在香港已經沒有了保存八九民運的歷史記憶的條件，在美國建立這樣一個紀念館，是我們這些人，尤其是八九一代的歷史責任，也是我們對自己當年經過的那段歷史，對那些死去的同學和民眾的一個交代。因此，我在此呼籲，從海外的八九一代到支持中國民主的力量，從香港的支聯會到台灣的民間團體，從各地的僑團到普通的民眾，讓我們以最大的包容，最大的團結，最堅定的意志，盡最大的努力，來一起推動這樣的一個紀念館在美國的成立。我個人期待，最晚在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時候，我們能夠聚會在一起，為這個紀念館舉行盛大的開館儀式。讓我們把「永不忘記，永不放棄」的口號，用這樣的方式，化為現實。

中國憲政協進會主席、八九民運著名學生領袖王丹。
王軍濤：今天的紀念是為了推動下一波的轉型浪潮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六四親歷者王軍濤指出：今天的紀念六四，為了明天掀起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他說道：我今天的發言想接著德國朋友的話說，其實我們今天悼念六四意義很大，因為六四已經成了中國民主運動史上和中國政治上乃至人類政治民主化史上的一個大事件，很有意義，但是我們還應當追問自己一句話，就是當我們一次一次悼念六四的時候，我們下一步該怎麽辦？我們要不要在未來的結束共產黨暴政的鬥爭中繼續承擔一個重要的角色，這個角色是一個責任，絕不像有些人想的是為了爭權奪利。
現在我的主要工作就在做這方面的事情，我有三點心得，非常簡短的跟大家說，沒有時間展開。

第一、中國民主化運動和世界民主化運動一樣，還是需要大規模的政治風潮啟動，不管共產黨多麽嚴厲的控制，這個政治風潮一定會到來。

第二、在這場政治風潮中，能夠起作用的力量，不僅僅是我們這批六四、也不僅僅是一批我們平常道德上和知識上比較完美的力量，可能相反，很多有缺點的甚至長期和共產黨合作的、在最後的關頭被共產黨拋棄的力量，我們必須要把他們聯合起來，團結起來，不能因為過去歷史的一些舊怨糾纏在那裏，影響轉型的機遇和動員更多力量。有時我在思考，當極權品質非常嚴厲的時候，當有正常思維的人不敢投身到民主運動後，相反可能是一批有缺點的人，可能更果斷的地投入到運動中。至於說以後當有選舉的時候，他們自然會被淘汰。但是在推動轉型的過程中，我們要團結的是什麽呢？

第三、為了推動這個轉型，我們現在要在組織上以及各方面做好一些工作，不能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讓我們感到痛心或者有各種各樣的爭鬥，我們就放棄這個責任。我們既要堅持自己的原則，同時又不要放棄推動一場轉型所必須的思想組織和人員的準備，謝謝大家，我就講這麽多，願意做這方面工作的人跟我聯繫。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六四親歷者王軍濤。
魏京生：六四喚醒了人民，雖敗猶榮！

魏京生基金會主席、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發言道：剛才王丹和軍濤講的很好，我很同意他們的觀點。我講的跟他們略有不同，我是想講現在世界上流行著很多的胡說八道，很多不好的說法，比如說德國哲學家說過一句話被中文翻譯成「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句話經常被那些為中共六四屠殺辯護的中外學者所引用。其實這個蹩腳翻譯是錯誤的，聯繫上下文，人家的意思是凡是存在的事物就有它存在的道理，這與合理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例如：對六四屠殺來說就是一件有它的道理、但並不合理的事件。記得在監獄中看學生們在廣場的活動，看管我的老警察和我一起坐著說，「青年學生們太傻，共產黨一定會開槍的。」這裏說的就是對共產黨規律的認識，並不是替共產黨辯護，說他們的行為合理。這句話的前提是學生們的行為是合理合法的，但他們不懂共產黨的規律，所以一定會吃虧。為什麽老警察都和我一個觀點呢？他們是被挑選來管制我這個反革命分子的老警察，一般情況下，立場絕對是站在共產黨一方，但這次他們和我觀點一致，是因為連他們也看出來，這場為了改變國家以至於每一個人命運的運動，是會增加每一個人幸福的運動，所以全民都站在了學生們的一邊，不自覺的站在了反共的一邊，包括被港澳媒體痛斥的所謂紅二代。

這場關係全國人民利益的運動失敗了，但也沒有失敗，被殘酷的鎮壓下去了，但它在全國人民心中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種子，播下了對共產黨的反感和仇恨，讓大多數人認清了共產黨是人民的敵人，在為這之後中國走向民主自由，打下了堅實的輿論基礎，所以說雖敗猶榮。這是89六四民主運動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的最大的貢獻。

魏京生基金會主席、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
謝志偉：同舟共濟，共同來推倒中共統治

台灣駐德國大使謝志偉表示：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引進了對台灣隔年、也就是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學運」，對後者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我就是在1990年3月學運開始從校園走入社會，從此緊緊伴隨台灣幾年後的民主化運動。後來我到了德國，我跟德國的民運人士有了接觸，我在台灣的時候跟王丹還有吾爾開希就認識了。也就是說，我在2005年擔任台灣駐德代表以來，在柏林跟大家一起為自由民主奮鬥，吸收自由的空氣，我們也確認台灣人不應該也不可以、也不能是只顧慮到自己的自由民主安危，台灣人必須和中國的民運人士，西藏圖博人、維吾爾族、蒙古人並肩手牽手，在活動上集合，在輿論上結合，這中間又加入了香港人。今天我們悼念六四亡靈，這是我們提醒自己與世人，勿忘中共政權殘暴的血紅印記，是六四罹難者家屬的痛，六四參與者的痛；是中國人的痛，也是台灣人的痛；與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難以原諒中共政權殘暴襲擊心裏的痛。我這裏要提一個字，這個英文字是大家很熟悉的，每一個人都有智能手機，它叫做smartphone，或者一個城市它叫做智慧城市，smart這個字在德文裏面是還留在那裏的，可是這個字呢叫做Schmerz，他是痛的意思，也就是說因為裏面的smart在德文裏面的Schmerz痛還可以看得到，我們看到愛爾蘭有著一個流傳的話語，比如說when I back began too smart was like a pain in my heart，那邊的smart是痛的意思，不是我被變得聰明一點，是我的「被痛」了，而被痛了以後痛徹心扉，在我們的心臟裏面感受得到，那麽我在這邊要講，就是說如果痛苦和智慧是同一個來源，他跟另外一個英文字sharp—「犀利」同一個來源，也就是說智慧、痛苦跟犀利，這邊的犀利的是割捨的意思，那麽痛苦跟智慧還有犀利，它是同一個來源，也就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的意思，它更是一種痛苦割捨後的智慧跟禮物，那麽割捨就是要麻利，所以smart 跟sharp還有schmerz，我剛說它某種程度形容了當年64天安門罹難者家屬、以及後來留在國內或在國外的人的心境。我們今天五湖四海，在網絡上相聚，悼念六四，在座各位很多從二十郎當到中年，當年的中年，進入老年，我們相聚是化痛苦轉為智慧，割捨枝枝節節，我作為台灣人，作為中華文化跟現代進步的承接者，我跟諸位朋友心靈相通，行動相連。六四屠殺的不幸，跨省30年，30多年之後，我們共同對抗中共政權的榮幸，以慰六四在天之靈，只要我們不放棄我們就贏一半了，我們先贏一半再持之以恒，那麽中共這種政權有一天就會煙消霧散。

我用一個英文的單詞作為結束語，就是company，原意是公司，其它本來的意思不是公司，這個com是跟朋友一起，pany是麵包的意思，所以company本來是結伴同行，同甘共苦，同舟共濟，意思就是我把我最後一塊麵包跟你分享，你的痛苦也跟我分擔，那麽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想用這個smart、這個智慧、痛苦以及同舟共濟，我作為台灣人，作為駐德的代表，我在這個地方祝各位平安如意健康，我們一定要活得比中國共產黨政權還要長！我們要活得比它健康，然後我們就有機會對抗它，推倒它，然後整個中華民族或者在亞洲，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理想，我相信有一天會實現！

台灣駐德國大使謝志偉。
Kolas Yotata：六四是永恒的不死精神

台灣總統府發言人Kolas Yotata的演講是：每一年的六四前後，在台灣的媒體、社區網絡上都會有人分享坦克人的照片，這張照片的力量非常強大，而且我真的希望大陸和台灣的年輕人都要知道，這張圖告訴我們的是30年前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和中國人民的確有強烈的精神上的追求，也就是即便在那樣惡劣的政治環境裏，我們作為一個人，依然不會放棄這種精神上的追求：也就是自由民主人權。當年在天安門廣場，是各位用純潔高貴的勇氣，要求中國政府清除腐敗，要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集會自由。而且當年的學生並不覺得民主自由只是口號，不是夢想，而是可以達成的理想，並走上了這條道路。20世紀末的天安門運動本身就是世界民主運動的一部分。我認為各位一定想過我所想過的問題，也就是如果當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成功，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麽樣貌？今天的香港又會是什麽樣的香港？而今天的世界又會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國呢？現在全世界看中國幾乎一邊倒：預期中國會走向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道路。但我們如果今天還願意來這裏開這個會，就是因為我們還心存期待：我們希望中國的民主化運動依然有不滅的動能，民主運動的動力顯然到目前為止不會來自現在的共產黨政府，而是會來自廣大的中國人民。台灣是敬仰民主自由的主權獨立國家，但我們在方方面面都不斷地受到中共的干預和騷擾，比如國際活動、外交關係、軍事威脅，甚至連最近防疫要採購疫苗，人命關天，我們在國內忙得團團轉，對外卻還要應付來自於中國的干預。我可以說，台灣恐怕是比其他國家更希望看到中國趕快民主化的一個國家，我們期待彼此可以成為好鄰居，彼此可以真正公平對待對方。今年非常遺憾，香港朋友不能跟往年一樣點起燭光，我們希望今天的會議也可以帶給香港朋友一個重要信息：我們信仰相同，我們會和你們在一起，蔡英文總統、賴清德副總統以及台灣人民，我們都是民主自由人權的信仰者。我個人尤其要對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及其家人表示關切，並致以崇高的敬意，您是勇敢的人。另外我也期待維吾爾族人民、吐蕃人民早日走上民主平等的道路。六四精神不死！

總統府發言人Kolas Yotata。
胡平：莫泄氣，希望是最大的力量！

著名政論家、北京之春雜誌社名譽總編胡平說：
由於疫情，我們的紀念會議改在網上進行，但也因此我有機會見到更多的朋友。這裏，我尤其要向黎安友（Andrew Nathan)、林培瑞（Perry Link)和瑪麗（Marie Holzman)表示感謝，感謝他們三十多年來對中國民主事業堅定不移的支持。
今天是「六四」32周年， 今天,中國的民主化前景似乎比過去更黯淡。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懷抱希望。

在1986年的一次談話紀錄裡，哈維爾談到了希望。哈維爾指出，希望不是現實的，而是超現實的。希望不是經驗的，而是先驗的，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並不是因為它已經存在於現實之中，我們要在現實中占據一個好位置；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也不是因為在現實中有一種運動正在向它靠攏，我們要先走一步，提前到達目的地，我們堅守一種希望，是因為我們深信它是好的，是正義的，我們願意為它而奮鬥，我們不但知道，沒有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希望就不會實現；我們還知道，有了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會實現，但是我們仍然願意為它而奮鬥，因為我們的奮鬥本身就具有偉大的意義。一個堅守希望的人當然希望他從事的事業能夠成功，但於此同時，他又能不計成敗，甚至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是在這種看上去沒有希望的環境中，希望才最能顯現出它的全部力量。

當哈維爾發表上述談話時，距離「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已經十八年，全世界的共產專制政權還沒有一個垮台的。在當時，哈維爾們的抗爭被很多人認為是沒有成功希望的。相比之下，今天我們面對的形勢無論如何總要好多了。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更沒有理由灰心，更沒有理由失望。我們要堅守希望，在人世間，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著名政論家、北京之春雜誌社名譽總編胡平。
王定宇：人民團結，獨裁者邪不壓正終究會倒下

台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會長王定宇指出：1989年的天安門民運以及後來中共的屠殺及鎮壓，叫做「天安門事件」，到現在已經30多年了，它不僅是一件歷史事件，它也是一件持續產生影響力卻又面對更大壓迫的事件。當年六四，中共呈現了強大的壓制力量、忘記力量。他們掩蓋了所有的資料、所有的證據，所有的談論、所有的嘴巴、所有的眼睛、所有的耳朵都被遮掩，不准聽、不准談，忘記89六四、忘記天安門事件，這是獨裁者想要的，也是他最大的恐懼。可是我們看看六四天安門事件到現在，1989年到2021年，追求人的基本權利，不管是民主、自由或人權，一直徘徊在獨裁者眼前。我們看看香港從97年「回歸」中國之後，不管是10年制的普選，一直到「雨傘運動」，「返送中」，一波又一波，他們所面對的跟當年天安門廣場學生們面對的是一樣的政權、一樣的獨裁，而香港的民運人士現在也面對當年天安門事件一樣的壓迫，一樣的迫害。看看吐蕃人，看看新疆的維吾爾族人，有時候他們只求自由自在的活著，都不可能。而這個獨裁者最怕的就是人民知道真相，更怕的是人民為了追求自己的基本需求而勇於對抗，所以獨裁者必須刪掉歷史，必須遮住人們的眼睛，捂住人們的嘴巴，必須把看懂的人關起來。雖然89「天安門事件」至今已經30多年了，但是面對獨裁者的壓迫，被壓迫的人民始終在那裏。我們台灣是自由民主的國家，但是看看隔壁的鄰居，不管是香港、維吾爾族、吐蕃人，或者是其他世界上被壓迫的人，我們一方面慶幸已走過白色恐怖的威迫，成為自由民主的台灣，我們要捍衛自己的自由民主，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捨得看到周邊鄰居發生的事情，我們總是希望能盡最大的努力來給予協助。香港人加油！吐蕃人加油！維吾爾族人加油！所有被壓迫的人加油！獨裁者最畏懼的就是真相的揭露，人民的團結，獨裁者邪不壓正，有一天他會倒下的。

立法院人權促進會會長王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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