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是西風東漸之下中華帝國的孽子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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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的苦難與反抗

從清末到民國一直到毛澤東時代,在經濟規模和工業化程度上,武漢在中國是僅次於上海的中心城市。二十世紀末中國搭上全球化順風車,東南和華南的經濟和國際貿易崛起,武漢才逐漸失去「中國次子」的地位和「九省通衢」的光環。

二零二零年初,武漢肺炎肆虐全球,又讓武漢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為全世界矚目。台灣歷史學者陳弱水在臉書上發文說:「武漢處於長江和漢江(漢水)的交口,是由武昌(古名江夏)、漢口、漢陽三個城市所組成的,在世界上,這樣的「三子城」,如果不是絕無僅有,也一定非常稀罕。而且,這三個城市在中國歷史上的不同時段都曾扮演重要的角色。作為中國史的研究者,我對這樣一個大都會蒙此命運,還是有著特殊的感受。」

武漢被封城,近千萬人宛如監獄中的囚徒,在武漢的歷史上沒有過,在世界史上除了戰爭期間被圍城的華沙、斯大林格勒、長春以及幾乎幾乎被原子彈抹去的廣島和長崎以外,和平時代絕無僅有。武漢女作家方方在日記中寫道:「武漢人好難,先度過了初期的緊張和恐慌階段,緊跟著,是史上未有過的悲憤、痛苦和無助的日子。及至今天,雖然不再恐慌,也沒那麼多悲憤,但是人們迎來的卻是難言的鬱悶和焦躁,是遙遙無期的等待。」

漢口租界。約翰·湯姆遜/攝,大約拍攝於1868-1872年之間。(圖片摘自網路)

那些此前沉迷在「歲月靜好」之中的大人們未必無辜,孩子卻是無辜的,方方說:「最慘的是那個爺爺去世幾日,自己不敢出門,說是外面有病毒,靠著吃餅乾過了幾天的孩子。還有,更多更多,關在家裡不能出門的小孩,你能想得到大人是怎麼嚇唬他們的。病毒!病毒!病毒在他們心裡,必然是魔鬼般的存在。我不知道,當有一天,他們可以出門時,他們中會不會有人不敢出來;更不知道這道陰影,會在他們的心裡留存多久。這些弱小者從未對這個世界犯過任何錯誤,他們卻要陪著所有大人承受這個苦難。」

習近平一直不敢踏入武漢一步,大概他知道這座城市民風彪悍,即便天不怕、地不怕的毛澤東也險些在此馬前失蹄。一九六七年夏,毛澤東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來到武漢,試圖解決當地造反派與保守派對峙的僵局。誰知,七月二十日,由軍方和公檢法部門支持的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湧入東湖賓館,突破保衛線,綁架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將其帶到武漢軍區大院批鬥。反叛民眾離毛澤東居住的房間僅數十米之遙。毛澤東倉皇撤離武漢,周恩來不得不化裝進入與離開市區。兩天後,周恩來在中央講話說:「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這種情況……」武漢簡直成了「敵占區」。多年後,「百萬雄師」一號人物俞文斌堅持說:「我們反對中央文革、四人幫,其實就是針對毛澤東。」有評論人士認為,如今習近平不敢視察武漢疫區,就是害怕重蹈毛澤東之覆轍——「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又當如何?

1961年,毛澤東來到武漢。(圖片摘自網路)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末編·女吊》中寫道:「大概是明末的王思行說的罷:『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汙之地!』」這句話也可移用到武漢身上:武漢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汙納垢之地!受夠了中共之謊言與暴政的武漢人,或在沉默中滅亡,或在沉默中爆發。武漢這座城市,原本就是西風東漸之下誕生的中華帝國的「孽子」。美國學者羅威廉在《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一書中,以武漢三鎮中最西化的漢口為主人公,為之作了一部絕無僅有的傳記。深受武漢肺炎所苦的武漢人,所有心係武漢安危的人們,此時此刻,都應當讀一讀這本書。

管理這座城市的不是官府,而是「公共」部門

集中研究專制權力如何支配社會這一問題的學者歷史劉澤華指出,中國城市的發展道路與歐洲城市完全不同。歐洲中世紀的城市,是工商業中心,是相對獨立於國王、領主直接控制之外的自由城市。中國的城市則不是獨立、自治的團體,而是帝國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先秦到明清時代,不論是中央的首都,還是四方的州府,首先都是統治者的駐在地;交織在整個統治機構之中的全國上下每一個郡城和縣城,都是帝國秩序的一部分,都是行政體系中的一個單位。中國古代城市的性質,主要是政治的、軍事的,其次才是經濟貿易的。

清朝晚期,依清政府與外國政府締結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漢口被闢為長江沿岸最早的三個通商口岸(鎮江、九江、漢口)之一。漢口開埠雖略晚於「五口通商」(南京、上海、廈門、寧波、福州),卻後來居上,貿易量很快超過傳統國際貿易商埠廣州,而僅次於上海。從十九世紀後期開始,英、德、俄、法、日等五個國家先後在漢口開闢租界,使得漢口外國租界的數目在通商口岸中僅次於天津。十餘個國家均選擇漢口作為在中國中西部省份開設領事館的首選地,駐漢口的外國領事館的轄區包括中西部的八、九個省份,占中國本部十八行省的將近半數。至二十世紀初,漢口成為具有相當規模的超大型城市,被稱為「東方芝加哥」。

1938年,漢口,揚子江。(圖片摘自網路)

外國人的到來和西方思想的進入,為城市建設起到了某種促進作用。羅威廉發現,城市工商階層的興起和外國人的示範,使城市自治的觀念出現。比如,英租界沿江一帶的傑出建築給中國商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他們於一八七六年促成了一次遲到的街區整修。他們採取了一種策略,即請求代理漢江關稅務司的美國人拉伯利(Rubery)幫忙,拉伯利很高興地承擔起這項使命,設計了一份藍圖,建議將街道墊高在洪水線之上,用石頭鋪設路面,挖掘排水溝,並用煤油燈作照明。按照拉伯利的建議,中國商人轉而去懇求美國領事在發起募捐與獲取中國地方官府的批准方面給予幫助。美國副領事將此事照會漢口道李道台。李雖然拒絕用政府的錢維修街道,但為了表示善意,提供了一百兩的個人捐款,以此帶動地方士紳和商人捐款。這項工程在四個月內就完成了,得到廣泛的讚揚。

在外國人的影響力增強、新型紳商地位崛起的同時,朝廷對漢口這樣的新興城市的管理和控制卻在削弱,一升一降,對照明顯。羅威廉寫道:「在清代大部分時間裡,城市的重要建設,與社會福利一樣,並非國家直接積極主動介入的事務;在很大程度上,這應當歸因於國家機器特別是地方行政管理機構的日益衰弱與困乏。其結果是公共建設工程一般嚴重不足,其建設與維修只能留給地方菁英零零散散地去做。這樣,就使得社會上對城市基礎建設的熱情越來越高。主動創議的大部分來自地方社區——來自『公共』部門,而不是『官方』部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政府的不作為,反倒為民間的大有作為提供了空間和機會。

1930年,漢口,租界內江漢關鐘樓。(圖片摘自網路)

當然,中國長久形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觀念並未崩解,朝廷也非徹底退出城市、讓城市自行發展。羅威廉指出:「地方官府放棄了大部分地方活動的主動權,將它們交給地方社會自身,但它仍保留了對這些活動的監督權,在一定範圍內提供城市社會活動本身無法提供的協調與統籌。」可是,隨著城市日漸自成一個獨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系統,城市需要朝廷的時刻迅速減少。「隨著這些社會服務功能或明或暗地不斷歸入非官方的『公共領域』之中,清政府越來越顯得無足輕重了。」因此,城市市民不再對朝廷頂禮膜拜了。

城市市民的身份認同,高於帝國臣民的身份認同

中國人不是沒有自治的能力,而是長期被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所奴役、所淩虐,被剝奪了自治的能力。久而久之,就對「自願為奴」的狀態甘之如飴。但是,一旦有「出頭天」的機會,中國人也會跟歐美人一樣擁抱自由、追求獨立,像石頭縫隙中的小草一樣頑強地向上生長。

漢口的發展和城市市民新身份的認同就是如此。當漢口居民發現,原來自己的城市可以自己建設和治理,他們便全身心投入其中,正如羅威廉所說:「與現代早期的歐洲城市相比,漢口的公共建設更注重實用(其規劃目的就是增強漢口作為經濟單元的功能),甚至是更民主化(工程項目通常要得到街區居民聯合會的同意,並由他們提供經費支援)。這裡可能存在著這樣一個原因,即漢口能夠比較好地維持一種公共輿論環境。」這種公共輿論環境的萌芽,從晚明就出現了。台灣歷史學者巫仁恕在《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一書中指出,明代中葉以後,印刷技術的進步帶動了出版事業及新聞傳播工具的多元化,城市的通俗信仰也盛行起來。這不只是代表了城市文化的進步,而且對明清的城市集體行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零二零年春,在瘟疫的陰影下,一首名為《武漢伢》的歌曲讓人動容,有幾句歌詞這樣說:「熱幹麵糊湯,一樣的吃相。海角天涯,流淌唇齒香。漢路的雨,淋過你幾回。二廠汽水,換成了酒杯。只准自己罵,只許別人誇。這是我的家,在這裡長大。」正是這種共同的經驗與記憶,鍛造出比國族身份認同更真實、更鮮活的市民身份認同,這種在地身份認同成為民國初年地方自治政治實踐的前提。羅威廉從史料中發現,從清末開始,「裡人」、「街市人」、「鎮人」等詞語就出現了,漢口有特殊的地方性度量衡,可以明確區分的漢口方言,以及大量的方言詞彙,還有自建的城墻,這一切都進一步強化、鞏固了社區和城市的認同感,儘管還不足以形成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

1980年代,武漢,中山公園。(圖片摘自網路)

即便在張之洞這位能臣擔任湖廣總督、大興土木且加強政府對社會控制的時代,漢口的城市社區仍在循序漸進地建立機構(並非是預先設計的),並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在這一過程中,行會聯盟、善堂與消防網絡、『冬防』以及一八八三年的城市團練等組織與工作項目越來越制度化和系統化。」儘管儒家的影響還在,漢口卻形成了靈活圓融、相容並包的社會共識,漢口獨特的都會性強化了這種共識,使它成為包括幾乎全部人口(不管他來自何方,在漢口居住了多久,也不管他的職業與經濟階層)的共同理念——鴉片販子、妓院老鴇和傳統文人,打短工的、乞丐和富甲一方的商人、店鋪老闆,都會認同這些社會共識。這種情形符合海耶克強調的「市場經濟」和「自發秩序」原理。

「公共領域」這個概念是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提出來的。哈貝馬斯認為,近代的公共領域源自十七世紀的英國,於十八至十九世紀傳到法國與德國等地,具體的例子是國家與政府以外的俱樂部、咖啡廳、文化沙龍與文學期刊等場域。在「公共領域」之中,人們可以不分彼此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地位(包括性別、階級),平等地就大家都關注的議題討論,當中不涉及利益考慮。正是在「公共領域」之中,人實踐了自由、平等與團結等價值。用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的說法,在近代化過程中,「公」這個詞逐漸遠離「官方」的內涵,轉變為更接近「集體」或「社會」的內涵。在此意義上,漢口擁有了自己的「公共領域」——如茶館、廟會、龍舟賽、善堂、會館、書院等。沒有朝廷的地方,就是生機勃勃的地方。

武昌起義的槍聲,既是偶然,又是必然

具有現代意識的城市,從來就被專制統治者視為「眼中的梁木」。歷史學者巫仁恕認為,明代後期以降,城市內的社會結構隨著城市化以及社會分工的需要而漸趨多元化。城市社會出現了複雜的階層分化,新興的城市社團組織也隨之而生。而這些城市社團組織並不受朝廷的掌控。

1985年,武漢,航空路轉盤。畫面左邊是漢口飯店,照片的拍攝角度在武漢飯店的樓頂。(圖片摘自網路)

隨著現代化的推進,漢口這個「水路碼頭」城市的內部出現了巨大的差異,社會關係極度緊張,人們的怨憤日積月累,逐漸增加,暴力成了家常便飯。「暴力傾向幾乎是出自每個人的天性,個人間的衝突甚至影響了直系親屬之間關係的和諧。」漢口、重慶、長沙這些長江邊的城市都有此種特點,漢口尤甚。不同利益取向的群體形成了自己的社團和組織,彼此爭奪資源和權力。

武昌起義之前三十多年,武漢發生過多次反叛,主要是由秘密宗教組織和會黨推動。比如,一八八三年,發生了白蓮教起義,白蓮教是信奉千禧年主義的佛教的異端分支。漢口傳教士戴維·希爾在寫給倫敦總會的信中描述說:「目前,中國的這個心臟正處在巨大的動蕩之中……一場從這個城市發動的、可能會廣泛蔓延的反政府起義,雖因密謀洩露,而在千鈞一髮之際得以消弭,但卻在全省引發了巨大震蕩……他們明確表示要推翻現存的清王朝。……按其常規揣測,一定還會爆發。」一八九一年,漢口再一次成為反清運動的神經中樞,更世俗化的、以民族主義為第一要旨的哥老會充當了反叛的主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圖為湖北軍政府成立。(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一位漢口海關的稅務司曾試圖解釋漢口何以會在辛亥革命中採取那種令人吃驚的反清立場。他認為原因在於,事實上,「漢口的人口構成中,本地人還沒有來自附近或遙遠故鄉、得到允許在本城居住的人多。漢口居民既多種多樣,又一直不斷發展;他們理所當然地經常對抗政府,因為官府往往阻礙他們的發展。」也就是說,市民身份跟帝國統治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了。

清廷靠傳統的軍事力量很難處理漢口這樣的新興城市的叛亂,它被迫採取新的動員方式,而在羅威廉看來,這種新的動員方式本身就是一場豪賭。首先,這種社會負責的公共安全機構的創立,以及在此之前就高度制度化與系統化的公益與福利事業,使漢口在外形和實質上都形成了高度的城市自治。並非官衙的沈家廟看起來像是自治城市的「市政廳」。更重要的是,同意城市精英掌握準軍事力量,不僅要冒激化階級矛盾的危險,還把王朝的安危交給了對朝廷並不忠誠的城市菁英們手上。一八九一年,代表商團的漢口「八大行」的商董們得到地方官府授權,籌集一筆資金,創立一支有一百艘船的水師,讓其巡邏漢口及其周圍地區的水道。後來,消防隊改為保安隊,成為一支常備武裝,併入城市公共安全系統。羅威廉在此敏銳地指出,接下來,「反叛者的反滿和社會革命意識,與其菁英對手的社會基礎和組織能力,兩者之間發生新的交匯融合。這種交匯融合一旦發生,清王朝這個老朽政權,就成孤家寡人了」。

於是,革命從城市爆發了。湖北的新軍、哥老會、立憲派士紳、地方商會、城市員警、團練等各種力量都因反朝廷而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拉枯摧朽的力量。當武昌的槍響起,王朝很快就覆滅了。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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