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背後:中國的法家傳承與日本的儒家血統

俊彥
上報

中國喪事喜辦的文化成因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一個月有餘,中國政府在面對疫情時種種法家手段的霸道,貽害無窮。而日本政府的拙於應對,若從東亞儒家文化圈的視角一瞥,也不在意料之外。某種意義上,倒真是「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中日兩國文化,當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言盡,這裡僅就兩國政府應付方式,以文化解讀另闢蹊徑。

需要指出的是,現今中國的體制源自蘇聯政制,並非「百代都行秦政法」,但其法家的內核,倒是一以貫之。毛澤東曾自比為馬克思加秦始皇,馬克思如果復活,恐怕會宣佈斷絕關係;換成秦始皇,卻會對現今中國的高科技極權嘖嘖稱羨,順便感慨一下自己「略輸文采」——帝師和帝王合二為一,怎麼就沒想到呢。中國學者秦暉曾提出儒表法裡的觀點,而隨著49年中共建政,「儒表」被連根刨出,剩下的是「法裡」那套醜陋的鋼筋水泥。

由秦始皇向上溯源,可以追溯到荀子和韓非。荀子被認為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上海學者李劼指出,「荀況的政治理論,只不過是繼孔丘的禮本主義、孟軻的民本主義之後,提出第三個君主專制的模式,君本主義。」在實操中,則是仁、義之外加上威。具體到這次武漢肺炎,官方極力向民間傳達的是過去的仁、義,實際手段則是「威」。

但由於孔儒被建政以來的毛文化蹂躪,官方敘事其實早已詞窮。如果說過去罪己詔一類的文書是所謂仁,那現在則是借災難之機稱頌祖國的喪事喜辦。例如對方艙醫院「中國速度」的高聲稱讚,甚至還傳出「賓至如歸」,病人住下不肯走的大笑話。這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汶川地震,就有做鬼也幸福的騷詞。孔儒「臭老九」被批倒批臭,毛澤東隨著他的思想一齊進了水晶棺,官方敘事的指向自然只有一個空洞洞的「國家」。國家是不容抹黑的,因為國家是黨天下。這片土地發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指向國家,但最終結論只能允許一個「喜」字。這就是喪事喜辦背後的文化成因。

對「國家」渲染的表面之下,則是荀子學生韓非發展的「威」。借災難之機,進一步國進民退。奉行法家的政府無論宣傳如何天花亂墜,卻不會在乎什麼民心民意,「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唯一在乎的,乃是統治者的權威不能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于民心立其治」。哪怕是哀鴻遍野,也決不允許民間自發組織的救援,因為「欲為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眾」。無論是私底下的報信人,還是獨立的媒體記者,都沒有存在空間,因為「言談者必軌於法」 ,用人治的訓令、名義上的法典長久維繫黨國的威嚴。哪怕如李文亮醫生一般告知親友,那一點親情友情人之常情,也需要被扼殺,因為商鞅早已把仁義誠信等歸之於「六虱」。最終的目的,是根絕個體意識,把人變成國家隨用隨棄的材料。

日本飽受中國文化浸淫後的「儒裡」

與此同時,大陸彼岸的日本列島,面對這次武漢肺炎的防疫表現,卻著實令人大跌眼鏡,尤以「鑽石公主號」郵輪為重。許多人為此提出不同解釋,有人認為是日本過於乾淨衛生缺乏防疫經驗,有人歸因於政治的官僚作風。而在筆者看來,日本政府的表現卻合乎飽受中國文化浸淫之後的「儒裡」:德治,亦即用道德治國理政,把所有人約束成為一個道德集體,而且尤其強調民眾的責任。

儒家的德治傳統悠久,源自周公建制,即孔子所言「吾從周」,王國維對此解釋為「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具體到日本社會,郵輪旅客不經檢驗下船,乃至放任搭乘公共交通,與其說是粗心大意,不如說是對下要求民眾自行對社會承擔「責任」,把本該由政府承擔的部分向民眾轉移。對上責任主體在於誰含糊不清,導致做出決策的人得以隱身,以模糊的共同承擔作結。共同承擔跟誰也不承擔,實則一體兩面。

以道德維繫而不是權力問責的社會,一旦爆發危機,官僚集團擺出親民的架勢共同謝罪,用道德抵消權力帶來的責任,實質在掩飾系統的失職。平民不但要面對失職的後果,也許還要在輿論上承受是否「盡責」的拷問,這或許可以部分解釋日本社會的高自殺率。日本自黑船開國一百餘年來,制度上與西方國家庶幾無異,但其文化心理變化不多。直到最近年輕人的「低欲望社會」、「為自己而活」,這樣的改觀才算有些端倪。日本開國還是過晚了,倘若能在第一時間接觸到但丁、賽凡提斯或莎士比亞,日本可能會成為亞洲的義大利。然而,歷史沒有如果。

基於心靈的文化一旦粗鄙不堪,高科技的現代文明有可能會在人禍中一夜間倒退,只留下鋼筋水泥的骨架。就此而言,阿房宮的大火與廣島長崎的蘑菇雲,其實是黑暗叢林下的同一處煙火。肺炎疫情過後,中日兩國都應認真審視先秦諸子中,自己缺失的部分;從黃土地萌芽,朝向天空發展。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更多上報內容:

【影片】北台灣的屋馬!?「小逸仙」火烤兩吃南京松江商圈開幕

【影片】武漢肺炎衝擊④ S大:抗疫五大重點!

你可能還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