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解了又封的突兀荒誕劇

無妄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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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武漢肺炎疫情依然嚴峻,湖北官場同樣風聲鶴唳。2月13日,被輿論抨擊為耽誤疫情處置的罪魁禍首 ──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突遭免職,分別由上海市長應勇、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取而代之。

此番陣前易帥,表面是透過向地方究責,懲處指揮失當的省市首腦,減輕社會震盪,實際卻是藉人事任免推卸中央決策拖沓的責任,換上份屬政法系統(法院、檢察院、司法行政、公安、國安機關)出身的人員接替,令國家主席習近平更能掌控湖北抗疫及維穩狀況,尤其身為之江新軍的應勇,隱含「代天巡狩」的特殊地位。

亟欲挽救經濟頹勢,盡早安排不同省市解禁復工、國際取消旅遊警示,中共甚至精心安排世衛專家團蒞臨考察,換取「武漢封城有效阻止疫情蔓延全球」的評價,為社區軍管及集中營式隔離等防疫政策背書。即便如此,焦急的中央政府,還是在解封過程中出了錯。

地方通告「朝令午改」

2月24日早上,武漢市頒布第17號通告,准許滯留當地且符合條件的外省市人員分批有序地離城,惟必須向有關部門申請及檢查體溫;同日下午,疫情防控指揮部卻發出第18號通告,宣布撤回武漢半解封決定,並明言該公告由交通防控組自作主張發表,「未經指揮部研究和主要領導同意」。疑似官媒背景的微信公眾號「陶然筆記」,則稱通告是由一名副市長直接簽發。

有中國專家分析,這場突兀的政治荒誕劇,源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政府未盡領會上意,湊巧新官上任,部屬無法上行下效所致。但真相是否如此?

根據官方解釋,「17號通告」乃從屬的交通防控組繞過上級擅自所為。假設內部確實沒有討論,那麼指揮部決策調度紊亂不堪,主事官員也得承擔監督失職之責。

但細閱通告,落款者正是指揮部,消息更得到中央電視臺(CCTV)等官媒廣泛報道。一個小小的交通防控組或副市長,沒有經過上級多重審核,甚至大膽挪用指揮部名義發出告示,在熟諳中國國情的人看來,大概是匪夷所思罷?

比較合理的推測,「17號通告」也許已經指揮部某些(或全部)領導討論及同意,並得到中央首肯,卻因突生變故緊急作廢。原因既無法宣之於口,惟有讓倒霉的交通組權充代罪羔羊。

這是否意味地方防疫核心與中央政府之間意見並不統一?答案是否定的。

就在上述通告發表的3天前,比鄰武漢的荊州市率先推出「荊易行」,試行網上申請及批准讓當地及外來人員離開城市,現時已有約10名香港人迂迴申請從湖北抵達深圳。其目的明白不過:為湖北轄下縣市解除封城令試水溫,自然包括武漢在內。

值得注意的是,「17號通告」當中允許出城的人員包括「城市運行、生產生活」,明確指示逐步恢復交通物流以維持民生供應及城市運作,完全符合中央訂定「有序復工復產」的主調,亦為解決貨未暢其流導致工廠企業可能爭相倒閉的當務之急。

「差異化防控」玄機

問題在於,個別省市為防疫逐漸產生各自為政的傾向,顯例如2月中江蘇五市罕有發表聯合公告,保障結盟市之間交通暢通無阻,隱然有「東南互保」之勢。

究其因由,中央傾舉國之力試圖抑制武漢疫情,寧枉毋縱地隔離疑似病患於臨時築起的醫院及方艙,抽調大量醫護人員、醫療物資甚至出動軍醫投身前線,確診數字仍然節節上升,危及其他省市安全。疫情經春運效應陷入徹底失控,人心惶惶的群眾及前線幹部為求自保,遂實施路障封村阻擋跨境返鄉潮。

武漢肺炎防治不力,變相的資源剝削,令缺乏中央支援的地方政府不滿頻生,以致發生諸如雲南大理藉「緊急徵用」之名,搶截其他地方政府口罩的荒唐之舉。

非常時期,北京難以如常號令民眾。無奈之下,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祭出「差異化防控策略」,暗示地方政府可因應縣市特殊情況,分區及分級別制訂防疫政策及準則,形同權力下放。結果全國各地產生抗疫競爭心態,自主管理方式一如雨後春筍,小區封閉式治理有之,戰時管理有之,毫無成例章法可言。

就在「17號通告」面世的同一天,李克強主持的抗疫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再度強調「差異化策略」,可見地方政府各師各法,反過來令中央政策受其牽制。

「人民戰爭」使人困惑

習近平將這場抗疫視作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任用輿情導向及維穩為主的抗疫小組,憑藉精神號召動員全國上下「集中力量辦大事」,一如當年的魅力型領袖(Charismatic Leader)毛澤東,在國難當前發起政治運動樹立個人威望。

可惜這次他遇上棘手難題:中央政府起初隱匿疫情、延誤處置的態度,加上1月23日無預警下倉猝封鎖武漢城引致舉國恐慌,徵用各方資源救濟無效(Perceive as Ineffective),均激起負責日常事務的地方黨政科層官員有意無意地抵制,反而加深社會衝突,損害領袖魅力,甚至削弱威權政府的正當性(Legitimacy)。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2月初的記者會透露,中國自1月3日起多番向美方通報疫情,加上武漢市長周先旺透露12月已通報中央及其後的決策經過,《求是》雜誌更刊出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明言1月7日已就防疫工作提出要求,可見中南海早就掌握相關詳情。

然而為了維持農曆新年氣氛,中央斷然採取先壓制輿論發布、後低調處理的手段,直至禍起蕭牆迫不得已下令封城,旋即又對各地政府紛紛效法的「過度的防疫措施」,打亂節假後復工部署、損害經濟大局而心生反悔。

權力結構一旦失衡

如是者,中國現況應驗韋伯(Max Weber)的理論:魅力型權威與官僚體系之間既互相依存、又彼此矛盾的複雜關係。地方各級的黨政科層,即使有黨國貪污腐敗的制度缺失,大體上仍需有明確的規範和程序,維持運作暢順;遠在北京的中央亦無直接指揮國民的大能,故此社會糾紛要經由地方官員居中調停。

當湖北、武漢領導謹遵中央命令,無力挽回疫情四溢的厄運,換來竟是動輒得咎,黨中央鐵腕究責之餘乘機任用私人。習近平躲在抗疫小組幕後專斷獨行地「指導防控」,地方部屬無所適從;資源分配不公帶來民情怨忿,輿論機器未能導引矛頭指向省市官員。危急存亡之際,為求自保保民的黨政領導明裏暗地反制中央,打破兩者長期共生的平衡。

中央視抗疫為戰爭,偏偏在地方執行上被多頭馬車牽著走,試問如何指揮作戰?

回到「17號通告」的出爾反爾,既然習派人馬全然掌管關鍵疫區的政情,豈容如此重大的差錯意外?事實上,武漢半解封對其他省市帶有指標作用 ──連最嚴重的疫區都能撤禁出入,祇有兩種潛在可能:

一、刺激地方政府爭相解除封鎖,將恢復城市正常運作視作政績競賽,化解民間因緊急措施積壓的不滿情緒。

二、中央明知疫情未有減弱,漠視病毒傳播不惜飲鴆止渴,執意冒險開城復甦經濟活動。

雖然官方帳面的確診病例漸呈放緩之勢,各省疫情迄今也不過為數千百。不過領導對治下實情心裏有數,大概想像得到湖北虛實。「17號通告」頒布當天,國家衛健委更宣布與湖北疫情數據同步發布,連經過粉飾的數字也由中央統一維穩,省市幹部基於地方保護主義,對草菅人命的中央政令自然抵死不從 — 誰會想轄地淪為下一個武漢,揹負千古罵名呢?

為免地方進一步離心離德,武漢解封就在含糊曖昧的解釋下,無疾而終。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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