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平與王東昇的交叉路口

段永平與王東昇，是中國工業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兩個領袖人物。

他們都是“老三屆”，工作於改革後，北京電子管廠（774廠）給了他們最初的職業啟蒙：從1982年到1985年左右，兩人短暫地交集。

但是兩個人最終卻創造出了OPPO、vivo和京東方兩種截然不同的企業精神與工業樣本。段永平持“本分”，從無到有一手打造了今天的消費電子王國，王東昇秉“報國”，在774廠的廢墟上重建了京東方的新大廈。

王東昇出生於1957年，段永平小他四歲。

1992年，王東昇35歲，在眾人殷切的期待下，他接過了北京電子管廠的爛攤子。剛上任之初，這家在市場化改革中落魄的老牌國企已經連續虧損4年，老員工在菜市場撿白菜幫子度日，在商場做售貨員比在電子管廠當工人還要強得多。

到了1996年，段永平也35歲了，他剛離開中山市自己一手做起來的小霸王，來到東莞創業，這應該是他來廣東的第7個年頭。

此前，“阿段”還是“小段”。在1982年從浙江大學畢業後，段永平被分配到了北京電子管廠，同年，畢業於杭州電子工業學院的王東昇被電子工業部選中，成為杭電來京工作的10名優秀畢業生之一。

1982年到1985這4年間，段永平和王東昇的人生在北京電子管廠短暫地交集。後來，段永平在人民大學讀了一個經濟學的碩士，覺得在北京“拼爹”不過，廣東更適合闖蕩，於是義無反顧的扎進了下海潮。

一開始在北京有頭有臉、尚且盈利的國營電子工廠，而後到了中山虧損的小電器工廠。放到今天來看，段永平讀了一個碩士，選擇似乎並沒有好多少。

事後看來，段永平的選擇是對的。在碩士和博士扎堆的北京，沒有人會讓一個初出茅廬的毛頭小子當一個部屬電子工業企業的一把手。沒有人賞識，沒有人重用，年輕人“都覺得自己很厲害，但什麼都不做”。

但在中心城區弱勢、鎮域經濟發達的佛山、中山和東莞，段永平的學歷放到今天都特別稀罕。因而在原廠長不想幹、轉而做貿易賺快錢的背景下，段永平毫無意外地被推舉為一廠之長。

相比起段永平在國營企業的鬱悶經歷，王東昇似乎要幸運許多。

剛入廠，王東昇的領導—北京電子管廠的總會計師原孝鐘就告訴他，是自己把他從電子部要過來的，勉勵他要“實業報國”。

1983年初，在原的力薦下，王東昇被提拔為財務處副科長，1987年，時任廠長通過部委關係，送王東昇到香港實習了3個月，1988年，31歲的王東昇已成為副總會計師兼財務處處長。

即便“少年得志”，王東昇依舊覺得沒盼頭。在那個下海風行、國有企業艱難市場化改革的年代，有想法、有幹勁的年輕人紛紛逃離國有企業。

鬼使神差，王東昇幾度動過離開的念頭，卻每每被老領導和老同事的寄託和期盼所打動，最後成為廠長，帶領北京電子管廠蛻變為今天的中國面板之王—京東方。

段永平與王東昇，這是中國工業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兩個領袖人物。他們都工作於改革後，北京電子管廠給了他們最初的職業啟蒙，但是兩個人最終卻創造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企業精神與企業樣本。

段永平所創造的步步高及今天的OPPO、vivo，其興也勃，其存且長，是民營企業全球終端電子消費品的典型樣本。王東昇在北京電子管廠基礎上改制創建而來的京東方，是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參與資本、技術與人才密集型的高端製造業的成功典範。

OV和京東方的背後，不僅僅是他們兩個人的故事，更是中國電子工業南北兩派的故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段永平和王東昇選擇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徑，但他們同時塑造、或者說重建了中國的電子工業——儘管他們的方法和路徑如此不同。

失落的774廠

當段永平和王東昇從杭州來到北京電子管廠（又稱774廠）時，這個曾經令工人感到驕傲和自豪的國營電子工廠已經開始走下坡路。

774廠一度是北京、乃至全國電子工業的先驅。

在計劃經濟時代，774廠首任廠長—晉西北老革命周鳳鳴將工廠打造成了中國電子工業的一個傳奇。在體制內，774廠卻自發地從無到有建立了供應鏈、技術研發和市場營銷體系。

774廠投產過程中，因為蘇方不能如約供料，周鳳鳴決定採取國產材料的替代方案，從零開始建立電子工業的材料產業鏈。當時，為了獲取電子管的主要材料雲母片，周鳳鳴派人到四川丹巴的高山上往下背礦石，後來，774廠還參與制定了電子管專用雲母的工業標準。

774廠自發的技術研發和市場開拓的意識也遠超前於時代。

1957年，周鳳鳴在預見到半導體技術的前景後，即開始研製褚晶體管；1958年，774廠成立了產品設計所和專用設備設計製造所，這相當於今天工業企業中的R&D部門。除了計劃範圍內的軍工產品，774廠還開拓了民用收音機市場，在鐵路沿線和海關宣傳自己的“北京牌電子管”。

好景不長。1961年之後，因為財政加強國營企業管控、支援三線建設和第三世界建設、頻繁的資產劃轉，以及分配趨於“大鍋飯”，774廠無力維持更具進取性的技術研發計劃，各項重要資產的分離也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持續增長。

到了段永平、王東昇進廠的80年代初期，774廠的榮光正在慢慢消散，一線電子工廠的驕傲正在變成失落。

改革開放之後，774廠可謂內外交困。作為一家服務於軍工需求的電子企業，國家財政節流導致軍品訂單大幅下降，774賴以吃飯的主力靠不住了；同時，774在民用市場競爭力嚴重不夠，因為半導體技術發展中斷，774的產品比不過進口貨；加之通貨膨脹嚴重，原材料、能源價格飛漲，成本和費用反而漲了。

到了1985年，774廠已經連續好幾個月不能按時發工資。

段永平的離開是不是與此相關？有可能。一個江西人在杭州唸書，來到北京上班，人生地不熟，公司效益還不好，這對於一個剛畢業的工科生來說情況不妙。怎麼辦？段永平攻讀了人民大學的一個計量經濟學碩士學位。

根據人民大學校友的回憶，1985年到1988年的人大，還足以與清北匹敵。經濟系也是一個人才輩出的地方，但經濟系的風氣偏學術，歷年的學生畢業去向也以國營企業和仕途居多。

然而，段永平在網易博客上稱“我看書真的不多，有時翻書，很少有看完的”。如果段的描述屬實，經濟系的課程對於一個不愛讀書的人來說有點痛苦，但西方經濟學對於經營的啟蒙，或許已經足夠。

在人大經濟系碩士的職業去向中，段永平應屬極少數的存在。段在網易博客上對於自己早年的經歷做了頗多回憶，他是這樣講的：

1、至於留北京，找過幾個單位，總是聽說誰是誰的兒子，我就想，我是誰的兒子？！

2、我在國營企業呆過，研究生畢業後還去佛山一家企業幹過。

因而，後來聞名天下的中山小霸王，應不是段永平的第一站。從佛山、中山到東莞，段永平對於城市的選擇即使放到今天來看都是“非主流”的，段待過的三個城市，都是珠三角的衛星城，但有一個共通的特點：這幾個市都是以各鎮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一鎮一品，且均以實業為重。

不留在北京、不去廣州和深圳淘金，偏偏跑到高材生普遍不願意搭理的城市去幹製造業，用今時的眼光看，段永平像是“下沉市場”的鼻祖。

就在段永平離開774廠、南下廣東之際，王東昇也動了離開的念頭。

王東昇勤奮，且前衛。剛開始工作的時候，王東昇宿舍公寓的牆上貼著“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作為一個財務人員，在774廠，他第一個提出財務電算化，並且倡議財務人員要學英語，在對日貿易中，王東昇在日元升值、美元貶值的時候提出應以美元結算。作為774廠的種子培養人才，王東昇得到了一眾老將的器重。

越是思想前衛，越是失望。1988年，31歲的王東昇成為774廠最年輕的副總師級領導。上任3個月，王東昇想出了一個改革方案，並給副總師以上級別的領導講話，不到5分鐘，台下鼾聲一片。

一身本領無處施展，王東昇萌生離意。老廠長得知此事，老淚縱橫，說服王東昇留了下來。

1992年，總會計師王東昇向全廠做財務報告，現實令人絶望：

截止到1991年底，企業累計賬面虧損2895萬元…總之，企業嚴重虧損，生產技術設施日益陳舊，人員負擔越來越重，國家不管，只有靠借錢來維持，借了錢又增加虧損，給你項目投入錢又出不來效益。

王東昇又想“下海”了，這是一個基於個人前途考量的理性決策。當新廠長位置找到他的時候，王東昇不想接這個燙手山芋，甚至在新班子成員被提前公佈後，王東昇仍三緘其口，不作表態。最後，有一個老同事勸他留下來，王東昇反問“憑什麼留下來”。那位同事答到：

就憑讓我們的師傅不再去菜市場撿白菜幫子！

1992年，王東昇還是留在了北京的774廠，成為廠長。這個時候，774廠的離職員工段永平也在中山當廠長，他做了一個決定：拋棄租來的台商“創造者”的牌子，給公司起名“小霸王”。

廣東“阿段”與北京“王廠長”

“小霸王”的名字來得很隨意，是段永平和朋友們在吃飯的時候拍腦袋想出來的：

有人看到小霸王汽車說不如叫“小霸王”，我覺得這個名字好，對我們這類產品的取名感覺很有個性比較容易記住。但霸太複雜是缺陷，在推廣中帶來很多困惑，小和王筆畫簡單，霸字筆畫太多不均衡，傳播性和異議性都很好，傳播效率高。

段永平對小霸王下了很多心血。小霸王創建和成長期形成的企業文化，到今天都還在影響著OPPO、vivo。“本分”是段永平經常掛嘴邊的一個詞，對於這個企業觀念，段回憶到了他曾經做過的一件錯事。

在剛做小霸王時，段從一個台商那買了一批散件來組裝，東西質量還不錯，並且多給了2%的spare parts（余料）。但對於組裝過程中壞掉的東西，段沒有給錢，台商不開心，這張不開心的臉讓段永平記了很久：

我就一直記得這個事，反省了很久，終於覺得是自己錯了。

大概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段永平往他的“stop doing list”（莫為列表）上不斷地塞各種準則：不賒賬、不拖貨款（供應商）、不做不誠信的事、不攻擊對手（競爭對手）、不討價還價（高效的銷售體系）、不打價格戰……

得益於在小霸王積攢的口碑，段永平出來創建步步高時，別人相信他的“公平、為人”，放心把錢交給他。

這段歷史越往後面越被描述的神乎其神，失去了“平常心”。有人在博客上問段永平他在35歲的時候在幹嘛，段的回答是：

35歲時剛剛和大家一起創辦步步高，沒時間想別的，能生存下來就不錯了。最早的出發點很簡單，賺點錢過好點的日子，但“君子好逑、取之有道”的思想從一開始就有。

段永平創建步步高還有一個插曲，就是他原本一開始跟老闆談好只帶走6個人，但小霸王換了新領導之後，“看誰都是阿段的人”，於是把這些人全部開掉了，這些人打電話問段永平：

阿段，我們現在幹起來非常不愉快，能不能上你那兒去。

段永平覺得“不能不收”。這是他的責任。但是對於夫妻在一家公司上班，他抱有警惕的態度。或許是在774廠工作的經歷刺激了他，他在很多行事風格上幾乎是國營企業的反面，無論是洞察市場化需求，還是杜絶近親任用。

儘管段永平一直號稱自己“胸無大志”，但他拒絶做的事情，塑造了一個“敢為天下後”、卻又始終能夠屹立消費電子潮頭的長青基業。

在步步高一線管事的時候，沃爾瑪供應商想下100萬台VCD單子、南方貝爾的代表要下“巨量”的電話機訂單，段永平都不和他們談，直接拒絶，因為“想做自己的品牌”，而做OEM要應對諸多不同客戶的靈活需求，長遠來看沒這個精力。

對於段永平先後賴以致富的遊戲機、VCD、DVD、電子教育產品等，段敏鋭的市場嗅覺和發財之迅速令人歎為觀止。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段永平在當時那個時間段所瞄準的每一個消費電子品類，同時都有千軍萬馬一起衝上來去做，但每當潮水褪去，段永平總能全身而退。

更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為什麼段永平在北京屢屢不適應，在廣東卻像開了天眼一般，在十年的時間裡就能建立一個基業長青的商業帝國？

這當然離不開珠三角電子產業鏈的鼎力相助，但是段永平所塑造的商業帝國的基業長青，已經遠遠超出了這個地區企業的平均水準。千禧年之際，段永平回到“親切”的人民大學做演講，在演講中，他認為，做企業就像農民種地，乾花邊的事情沒意思，要根據“本分”來做事情，避免幹一些投機取巧的事情。

基業長青的秘訣或許就在這裡，但是這太難了。在段永平體會到基業長青秘訣之際，王東昇正在百般嘗試，以扭轉774廠的慣性下滑。

首先是錢的問題，774廠不僅賬上沒錢，還欠銀行一屁股債，怎麼辦？

王東昇搞了應該是中國最早的“債轉股”，並從員工處集資成立了新公司“東方電子”。然後是怎麼扭虧，王東昇下放774各個子公司令其自負盈虧，當然冗員有序裁撤也是不可避免，為此王東昇專門請廠子裡面的老人負責維穩。最後是怎麼賺錢，這一步就講究了。

下放的子公司找到了五花八門、而又耳熟能詳的賺錢項目，但最後大多打了水漂或止虧停產。這些項目包括了：

營養保健茶、爽口液、北京烤鴨、出租車、製冷設備、節能燈…

最後，公司做成了兩個項目，一個是把老辦公樓改造做成了地產項目，收租；另一個是遵循當時的合資路線，與日本旭硝子合資成立了“北旭”，做CRT彩色顯象管的玻璃原料，這個唯一的科技項目之所以能成，是因為公司在這個技術領域一直做，充分利用了774原廠的條件。

對於老古董般的774廠而言，開外資廠一掃老氣。為了吸引合作，王東昇發起了“公共衛生革命”，其中有兩個問題：員工在配電櫃裡養雞、貓、狗，在王東昇視察廠房的時候跑了出來；工廠小路上的垃圾堆了20年，足足花了2兩年時間才打掃乾淨。

更加離譜的是，在王東昇接待美國公司代表吃飯的時候，蒼蠅跑出來了，老美見著蒼蠅就打，都打到菜上了。老美看著王東昇不好意思，把菜撥了，對王東昇講“沒關係，我繼續吃”。由此飯廳也成為一個整頓的熱點。

與外資廠的合作一整企業經營渙散之風，起到了訓練人的作用。但外資合作方嚴控技術，且公司架構死板，中方全無自主權，長久讓人生厭。

東方電子參股超20%的北京·松下電子管廠，中方“22年都不能自己設計出個管子”，京東方由合資辦企業學到的經驗，印進了這家企業的基因裡面，為其後收購韓國現代的液晶產線、自主建線埋下了伏筆。

真正的轉機在於“財技”。在發現用權益法核算北京·松下廠利潤使公司財報每年多增幾千萬的利潤後（實際並沒有收到這麼多錢），王東昇瞄準了當時剛開閘、不限名額的B股，最終在1997年6月募資3.5億港幣。

有了錢，東方電子由此在新建的合資公司中居於控股地位。1997年，東方電子與冠捷合作，生產台式電腦的CRT顯示器，1999年投產後盈利。2000年12月，東方電子得以在A股上市。因為當時上市公司裡面含有“東方”字眼的太多了，於是高層直接改名叫“京東方”。

在上市後，京東方曾做過IT終端產品，但因與企業技術實力關聯太遠，後來放棄，繼而專攻有歷史淵源與技術基礎的顯示行業。

2003年，京東方B股增發了20億港幣，公司手頭有30億現金，有人建議拿錢買望京的地皮。對此，王東昇說：

如果連我們這些人都去做房地產，那誰來搞工業化？

“生而干高技術工業”，兜兜轉轉，774廠又回來了。

退與進

千禧年之際，在做好業務安排之後，段永平遠赴美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即便段身在美國，這並不能妨礙他的商業帝國的繼續成長，除了借錢給員工買股、以分紅還錢，段說他走之前“不知道怎麼找職業經理人，直接找的老闆”。

段永平在網易博客上反覆強調，自己也就是一年回國一兩次，叫大家好好幹，但大家幹好了好像就成了自己的功勞。

段永平的故事在中國公司中是一個絶對的異類。

在業務多元化、跨界等各種新鮮名詞此起彼伏之際，段絲毫沒有改變簡單而又執著的信念，而這種信念似乎是平行移植到了今天的段系公司。

直到今天，OPPO還將“本分”作為其核心價值觀，在2019年初的公司決策委員會上，管理層決定往“本分”的企業文化裡面再加一條內涵：敢於質疑，敢於挑戰，通過批判性思考，以抓住事物本質。過了十幾年，段系公司的核心價值觀還是那種大爺大媽和高中生都能聽懂的話。

儘管段系公司看起來總是感覺沒那麼“性感”，但是隨著從外資公司所看不上眼的“雞肋產品”到OPPO的高端藍光DVD得到了PCMag的Reader’s Choice獎，段永平在2011年的博客中表達了他的期望：

一直覺得OPPO的企業和產品文化有很多地方和蘋果很相近，也許有一天OPPO也可以像當年SONY改變世界對日本產品印象那樣改變世界對中國產品的印象。希望在21111112之前能看到這一天哈。Anyway，希望不久我們的智能手機也能得到這種評價哦。

離2111年還有92年，段永平對於壽命的預期是樂觀的。

段永平在美國過著隱士般的退休生活，津津樂道於蘋果出的新機，在雪球上200塊錢一條回答一些提問者都不清不楚的問題，有時他還會研究“非常實用的做菜秘訣”。

京東方董事長王東昇就沒這麼幸福了。

帶有軍工底色的天之驕子執意在2003年進入了日韓巨頭廝殺的TFT-LCD液晶面板產業，從進入這個高技術、資本壁壘行業的第一天起，外界的非議就沒有停止過。政府巨額補貼、巨額虧損、管理層MBO…直到京東方終於花了十多年時間扭轉了全球的液晶面板供給格局、賺了大錢，非議停止，外界的聲音由此轉變為“民族脊樑”。

相比於段永平平淡無奇的“本分”，王東昇和京東方的話語體系是“報國”。延續自上個世紀國營軍工企業的驕傲，京東方的企業文化是獨特的，他的遭遇和賭注也是獨一無二的。

或許是命運的巧合，無論段永平，還是王東昇，他們在做的事情，最終都在某種意義上重現了774廠的工業奇蹟。

6月28日，京東方完成董事會換屆，陳炎順接替創始人王東昇，出任京東方第九屆董事會董事長，京東方自此進入“後王東昇時代”。

如今，在段永平、王東昇都退位之時，還有誰能夠繼承中國的工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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