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病毒(上)】歐洲為何疫情嚴峻?病毒衝擊開放社會

謝樹寬
鏡週刊Mirror Media
義大利如今成為武漢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東方IC)
義大利如今成為武漢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東方IC)

武漢肺炎疫情重創歐洲,歐洲國家的政府少用強制性的嚴刑峻法,公民社會也強調獨立思辨。這是否是西方民主制度相對極權政治的缺點?

歐洲的武漢肺炎確診病例數,這個星期超越了中國的數字。光是義大利的死亡病例,也在星期三(3/18)超過了中國。

在中國官方宣告新增病例近乎零的同時,歐洲的新增病例卻是一天多過一天,這意味著更糟的情況還在後頭。

歐美國家到底怎麼了?即便當初中國刻意隱匿延誤疫情,西方國家照理來說也有比亞洲地區更多時間著手防疫。紐約時報作家Richard Pérez-Peña的評論文章,分析了西方開放社會是否為病毒開了大門。

在他看來,就某些方面而言,歐洲嚴峻的疫情確實是歐洲認為開放、富裕的民主社會所付的代價。人們習慣於自由旅行和獨立思考,而政府猶恐拂逆輿情不願做斷然的決定。於是,「政府不慣於下達嚴格的命令,而公民也不慣於遵從它們」。

他說,中國雷厲風行的做法,其程度和規模讓西方世界感到震驚。中國可以為了控制疫情,而採取不顧民意的措施,限制上億人口的行動,並承受經濟上的重大損失。

相較之下,不同於中國動用大批軍警、設置路障、使用無人機監控,歐洲國家如今陸續採用的封鎖措施顯得遲緩、鬆散、而且執行不夠全面。

Richard Pérez-Peña提到,儘管中國在統計數字上外界有不少質疑,但是如今大致的情勢似乎可以確定。雖然一開始有地方官員隱匿情報,甚至打壓「吹哨人」揭露疫情真相,但是隨後中國強力動員已經遏制了疫情的持續蔓延。

不過威權政府的高壓措施只是疫情獲得控制的因素之一。他也舉了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國家為例,認為快速反應和主動防疫才是關鍵。他認為亞洲國家的政府使用了包括廣泛檢測、隔離病例、和快速追蹤感染源等措施,才得以在經濟不致停擺的情況下遏止了疫情。

前美國疾管局主任傅萊登(Thomas R. Frieden)在紐約時報的訪問裡也說。亞洲國家有過SARS的經驗,因此能比西方國家做出更快速而果斷的決策。

參考資料: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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