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書摘】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

首部以「地名」為主題的「辭典式」臺灣史書
也是一部「空間」向度的臺灣開發史

回到日本遠野的伊能嘉矩，於1908年5月獲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坪井正五郎教授推薦，負責撰寫吉田東伍博士主持的《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篇》臺灣篇。他以其歷年蒐集的龐大史料及累積的豐富知識為基礎，於1909年2月編寫完成此部以地名為主題的臺灣史書。本書為首度中譯出版，書名為求簡潔，即直接定名為《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

本書蒐羅近600個臺灣地名辭條，在每一地名辭條條目下，匯集該地相關的史料，重建該地的歷史沿革，每一辭條即為臺灣各地的發展簡史；若將全書合而觀之，也就是一部臺灣史，特別是一部以「空間」為向度的臺灣開發史。

伊能嘉矩在寫作本書時，不僅大量引用清代臺灣地方志與清帝國治臺官員的文集、筆記，以及日本治臺初期總督府與專家的調查書，更高度重視田野調查中所獲得的資訊。相較於漢字書寫的建制性之地名，經常因字義之牽引而發生意義上的「質變」；以音聲存在的生活者之地名，雖也有可能變化，但仍可能保留著原有的痕跡。因而，伊能在本書採集保存的地名「音聲」，正是我們重新考察臺灣地名的重要線索。

這部「辭典式」的臺灣史書分為「汎論」與「各論」兩大部分。汎論綜述「臺灣地理總說」、「臺灣地名考」、「臺灣政治沿革總說」、「臺灣住民總說」、「土地慣行一斑」。各論則分述「臺北」、「宜蘭」、「桃園」……，以及「恆春」、「澎湖群島」各地之地理與風土。書末並附有「地名索引」，便利查考。

本書並收錄譯者與審訂者撰寫之兩篇導讀，幫助讀者理解本書之學術價值以及在今日的意義。

【導讀一摘錄】《臺灣地名辭書》與臺灣地名的解讀
文／吳密察
三、以音聲存在的地名留下之歷史痕跡
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雖然大幅引用清代的臺灣地方志與清帝國治臺官員的文集、筆記，但卻也相當重視田野採集所得的資訊。一般來說，地方志、官員之文集、筆記所表記的地名多取其「意」，但伊能嘉矩從田野裡所採集的地名則多取其「音」。到底地名的解讀應取其「意」或取其「音」，其實牽涉到很複雜的問題。今試稍作說明。

關於地名的性質及其一般的命名起源，已經有不少著作做過解說。例如，吉田東伍在上述《大日本地名辭書》的「汎論」、伊能嘉矩在此《臺灣地名辭書》「汎論．臺灣地名考」，甚至稍晚成書的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注1），即使戰後流通比較廣的洪敏麟《臺灣地名沿革》（注2）都已經有概括性的說明，不再贅述。在此僅就建制性的地名、生活者的地名；地名是否文字化的問題做一些說明。

一般來說，地名可分成建制性的正式地名和生活者的自然地名；也可以分成文字化了的地名與未文字化的地名。

建制性的地名，最常見的就是官府的行政業務中使用的地名。這種地名都用文字書寫表現，標準化程度也最高。例如，雖然「臺」與「台」只是同一個字的繁、簡體寫法，但就清帝國的行政而言，「福建省臺灣府」的「臺」與「浙江省台州府」的「台」，卻是不能互換的。一般來說，設官治理之後的地名就已經成為具有標準意義的建制性地名了。這種地名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也會有標準化的需要，不能也不會率爾更動。

相對於官府的建制性地名，一般生活者自然使用的地名卻未必是、也不見得必須是文字化了的，因此也就不見得是穩定的地名。例如，在被納入清帝國版圖而正式稱為「臺灣」之外，我們這個島「臺灣」其實應該是以其「音」表現的，甚至，可以說，這個以「音」表現的地名在近代之前的民間毋寧是更廣泛通行的（只要考慮當時社會的識字率，便自然可以理解了）。這個音為「Taiouan」的地名，除了目前大家熟悉的以拼音字母寫成Taiwan 之外，也曾經被寫成Tayouan、Teijouan 等等；另外，也有人以漢字拼寫其音而寫成「東番」（Tang-huan）、「大灣」（Tāi-oan）、「臺員」（Tâi-oân）、「臺灣」（Tâi-oan）、甚至「大冤」（Tāi-oan）、「埋冤」（Tâi-oan）等等。

因為漢字除了「音」之外，還具有從「形」、「義」加以解讀的可能性，因而容易讓人「望文生義」。「東番」、「大灣」、「大冤」、「大宛」、「埋冤」這些用漢字寫成的名稱，也因而都曾被好事者各自做了相當不同的引申，甚至多有過度解讀者。

然而，以「音」表現的地名，也有被轉訛的可能性。最近我經常需要到嘉義地區去，因此特別注意到嘉義水上鄉的一個村落「十一指厝」，以下就以這個地名來說明，以「音」存在的地名如何被不斷地變動，以及建制性的地名如何暴力地介入、改變生活者的地名。

根據耆老的說法，該村落之名稱來自該村落原有十一口井，因此居民自稱為「十一井厝」（Chap-it-chénn-chhuh），但日本時代卻被日本政府書寫成發音類似的「十一指厝」（Chap-it-chí-chhuh），後來又被稱為發音類似的「查某厝」（Cha-bóu-chu）。雖然從漢字的字義來理解，「十一井厝」、「十一指厝」、「查某厝」這三個地名很難被認為所指涉的是相同村落；但若從發音來理解，則這三個地名即使一時無法聯想它們是指相同的村落，不過只要一經說明，便不難理解。也就是說，漢字書寫的地名，經常被其字義所牽引，而發生意義上的「質變」；以音聲存在的生活者之地名，雖也有可能變化，但可能仍保存著原有的痕跡。不過，戰後政府給了這個自然村「十一井厝」（「十一指厝」、「查某厝」）一個行政村（建制性）的名字「龍德村」，這就差異很大了！

就像上述「臺灣」、「十一井厝」的例子，生活者的地名既然一般是以音聲為表達，當它被文字化時，結果就會可能出現各種寫法。這種同音異字的情況，對於以文字為思考的人來說，或許會有理解上的障礙（如果又是外地人，可能就更甚了）。例如，1949年以後來自浙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臺大歷史系方豪教授，就為了歷史文獻中的「江頭」、「干脰」、「干荳」、「肩荳」、「墘竇」、「甘答兒」、「關渡門」、「甘答門」、「干豆門」到底是何處的地名，而大費周章地特別寫了一篇考證文章，來證明即使這些地名漢字如此地不同，但它們所指的都是現在的淡水地方之「關渡」。其實，對於可以使用臺灣話的人來說，只要將上述這些不同漢字所寫的地名用聲音念出來，就不難知道它們指的應該是同一個地方。

臺灣的地名類似「關渡」這樣的例子不少。例如，現在屏東的「滿州」，清代就曾經被寫成「文蟀」（Bûn-sut）、「蚊蟀」（Báng-sut）、「文率」（Bûn-sut）等漢字，到了日本時代則改成日語大概同音的「滿州」（Manshiu）。這種用日本的漢字（或許也正是日本內地之地名）的音來標記臺灣地名，而達到保留音聲卻改變了地名之文字表現的例子，最有名的可能是用「萬華」（Manka）取代「艋舺」（Báng-kah）、用「高雄」（Takao） 取代「打狗」（Tá-káo）了。以「名間」（日語發音Nama）取代臺灣原來之「Làm-á」（湳仔，沼澤溼地之意），也是這樣的事例。另外，花蓮的「立霧（日語發音Tachikiri）」，或許很少人注意到它原來是清代的「得其黎」、「擢基利」、荷蘭時代的「Takijlis」吧。

文字化了的地名，雖然相對地穩定，卻也可能依著文字特有的邏輯而被錯誤解讀詮釋，或朝向另外的方向轉變。例如，臺灣很多地名原來有「bâ」之音，這樣的音最初可能被記為漢字的「猫」（一說就是果子貍）， 但卻因有人以為這個「猫」是「貓」之簡體字，而改「猫」為「貓」，於是漢字的地名表記也就改變了。時間一久，地名之音也從「bâ」轉為「niau」了。嘉義「打猫」（荷蘭文獻作「Davoha」）應近其地名當初之音，有些清代漢文文獻作「打猫」（Tá-bâ）也未大謬，但卻也有一些寫成「打貓」（Tá-niau）了。這個「打貓」（Tá-niau），在日本政府將它改寫成「民雄」（Tami-o），大致還是保留了音聲。不過現在因為直接用「國語」來說「民雄」，於是就變成Min-shiong 了。

四、再談外部者命名地名的暴力問題

地名除了有上述的特性之外，還必須注意它所表示的是絕對性的指涉或者是相對性的指涉。在日常生活中，以下的例子應該並不陌生。例如，如果在臺北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可能是「臺南人」；如果在臺南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可能是「北門人」；如果在北門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就會是更小的地名了。也就是說，這種問題的答案取決於問答者相互之間的立場，這種立場取決於敘述脈絡。另一種案例，則可以說是取決於選取的參照項之不同。例如，A村落的東方一帶，可能被A村落的人稱為「東勢角」，但東方B村落的人可能稱之為「西邊園」。像「東勢角」、「西邊園」這種地名的「東」、「西」，當然是基於一個具體的參照點而來的。因為彼此所選取的參照不同，即使是相同的地點，也就因而有不同的稱呼（地名）了。一如有人打趣地說：「（雲林）北港在南，（臺北）南港在北。」「南港」、「北港」這兩個地名，並不是共用一個參照點，因此，自然不能直接比較了。

最後，還是要再回來談外部者的暴力問題。舉世皆然地，移殖者自然地會將原鄉的地名帶到移殖地。16 世紀以後從中國東南的福建、廣東地區移殖臺灣的人，當然也將移出地的福建、廣東地名帶來臺灣。這種地名在臺灣俯拾皆是。例如，東石、潮州、同安寮、晉江厝等等。不過，也有一些地名明顯是來自意識型態的刻意安排和改簒、解讀。例如，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就以中國各地的地名來命名臺北市的街路，幾乎在臺北市的市區空間範圍內「重建」了一個「秋海棠中國」；在原住民地區設置行政區時，則分別命名為「仁愛」、「信義」、「和平」等。至於對於地名的意識型態解讀，則可以舉san-na-sai、síam-sai 這兩個地名為例。不少臺灣東北部的平埔人自謂祖先來自san-na-sai，而síam-sai 則是雲林縣的一個村落名稱，可是在強調「兩岸之間血濃於水」的意識型態操作之下，san-na-sai 就被非常刻意地解讀為中國的「山西」，síam-sai 則被解讀為「陝西」，於是「大家都來自中原地區」了！

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作者簡介
伊能嘉矩 出生於日本本州東北，今日的岩手縣遠野市。早年就讀岩手縣師範學校，因被認為鼓動學潮而遭退學，而後師事東京帝國大學坪井正五郎教授，加入東京人類學會。

1895年底，隨日本政府來到殖民地臺灣，在臺期間，歷任總督府雇員、山地事務調查員、囑託等職，並展開其研究。早期以臺灣北部平埔族原住民為研究對象，1897年5月起開始192天的全島大調查，其後又多次進行局部的調查旅行，在此期間跋山涉水，歷經種種艱難危險，獲得豐富詳實的田野資料，使其成為當時在臺日本人的「蕃通」與「臺灣通」，建立起在臺灣研究領域的知識權威。

1906年，辭去在臺職務返回故鄉之後，仍持續致力於臺灣及故鄉遠野的鄉土研究。1925年，由於早年在臺踏查感染的瘧疾復發，於59歲去世。

伊能嘉矩是日治時期渡臺的日本研究者中「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第一人」，影響力至今不墜，被譽為偉大的臺灣學開拓者。

譯者簡介
吳密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東京大學博士課程修了。曾任臺大歷史學系教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國史館館長，現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臺大歷史學系兼任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史、日本近代史。

審訂者簡介
翁佳音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政治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16至18世紀臺灣史及東亞史、史學理論、歷史民俗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