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西藏:在流亡生涯苦痛中開悟,在台藏人札西慈仁的奮鬥與感恩

「我父母的夢想是回到獨立自治的西藏,死在西藏,他們離世後,這成為我至死不渝的夢想。」

藏傳佛教講求慈悲為懷,忘我利他,做為一個在中共血腥鎮壓下失去國家、遠走他鄉的西藏(Tibet,又稱圖博)政治受難者,現年56歲的札西慈仁一直堅持著信仰,從未動搖慈悲心。

在台北鎮江街老公寓的3樓辦公室裡,一幅巨大的達賴喇嘛肖像就掛在札西辦公桌旁的白牆上,還有一張雪山獅子旗,它的圖案為「在潔白雪山頂上,有著紅藍兩色的十二股光束,一對白獅前掌拖著如意寶、高舉三色火焰」,整幅圖畫象徵著雪域西藏──嚮往卻從未到過的家。

「我從來沒有去過西藏,身邊也很少第二代流亡藏人回去過。」札西說,這並不代表藏人會失去根本,「藏人之所以為藏人,是因為我們都篤信藏傳佛教」,基於宗教弘揚的仁慈思想與生活水乳相和,藏人不管身在何方,都知足、感恩地生活著,也始終銘記民族責任,關注反暴力獨裁運動。

接受《風傳媒》專訪期間,他面色堅毅、話說得鏗鏘有力,實在看不出幾年前生過一場大病,但感受得到句句都是發自肺腑。他陳述的人生故事,艱苦冒險中含有「醍醐味」,曾經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就以無國籍身分來到台灣的藏族小子,變成現在扎根寶島的「人權頑固份子」。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的辦公桌旁邊是一幅西藏雪山獅子旗與達賴喇嘛法相。(蔡娪嫣)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的辦公桌旁邊是一幅西藏雪山獅子旗與達賴喇嘛法相。(蔡娪嫣)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的辦公桌旁邊是一幅西藏雪山獅子旗與達賴喇嘛法相。(蔡娪嫣攝)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札西慈仁的父母是1959年艱險逃到印度的8萬藏人之一。他的父親由於被中共指為封建農奴主而淪為罪犯,遭受酷刑與批鬥,「310抗暴起義那時候,西藏監獄沒有蓋得很完善,我爸才趁亂逃出去,帶著一家人翻山越嶺抵達喀什米爾」。

他的家裡有11個小孩,他是倒數第二個,一家人後來從北部搬到南部卡纳塔卡邦(Karnataka)拜拉庫比(Bylakuppe),當地政府在1960年代給予藏人一塊原始森林與荒地,經過多年的砍伐、焚毀與開墾,那裡目前是印度最多藏人居住的地區,也是「小西藏」。

藏人流亡生活篳路藍縷,卻將印度南方的定居點命名為「Lugsung Samdupling」、「Dickyi Larsoe」,意思分別是「實現西藏傳統願望」、「重建幸福」,還有其他點狀分布的定居點被命名為「吉祥」、「快樂」,在對未來的美好祝願下,暫時儲放2148年歷史的高原文明,包含完整的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以及美食、藝術、文化等一切有關家鄉的記憶,等待西藏自由獨立的到來。

「我爸曾在1982年左右回到阿里地區。」札西說,中共1970年代起開放流亡藏人探親,返回西藏始終有風險,只有剛開始幾年比較不危險,「親戚朋友後來跟我透露『你知道你爸很勇敢嗎!』,中共拿錢、房子當條件,意圖換取他留下來,但我爸拒絕說『什麼都不用給我,我家人小孩都在印度。你們知道獨立有什麼意義嗎?哪一天西藏獨立了,我就會回去。』」

岡仁波齊山是中國岡底斯山脈的主峰,每年都有很多人前來轉山。(札西得勒旅遊網)
岡仁波齊山是中國岡底斯山脈的主峰,每年都有很多人前來轉山。(札西得勒旅遊網)

岡仁波齊山是中國岡底斯山脈的主峰,每年都有很多人前來轉山。(札西得勒旅遊網)

1992年,為了維持家計而遠赴尼泊爾打工的札西,突然接到父親緊急通知「媽媽生病」,但回到家發現風平浪靜,父親才說出真實意圖:「你該去參加西藏青年大會(TYC,簡稱「藏青會」)的活動。」

藏青會至今成立半世紀,是最大、也最活躍的流亡藏人政治團體,分布全球的成員據悉達6萬人,抗議活動宣稱非暴力,但被中共斥為恐怖組織。札西第一次參與的藏青會活動,從南部徒步走到首都德里的中國大使館抗議,當天就被警察驅散,「我們很絕望,費盡千辛萬苦才到德里,無論如何一定要傳達我們的聲音。」

第二天與夥伴再嘗試聚集時,他認為「我們做了有點不對的事」,「我們用玻璃瓶裝一些汽油(類似於汽油彈)回到中國大使館前抗議,玻璃瓶往沒人的地方一丟,『砰』一聲,火很大,裡面出來一個女生跟我們說『快跑,警察要來了!』但我們本來就不打算跑,我們目的不是去傷害誰,只希望有警察、媒體過來,幫我們宣傳抗議活動,批評中國對西藏的態度。」

札西說,那一次他被關進印度最大的監獄,一個月後才被放出來,「我朋友說『你爸爸居然一點也不擔心,看起來很驕傲』。」與父母促膝長談後,他才了解第一代流亡藏人寄予孩子厚望,應負起作為藏人的責任,追求自由獨立,一代一代薪火相傳。

西藏抗暴61周年:流亡藏人第2代、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簡恒宇攝)
西藏抗暴61周年:流亡藏人第2代、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簡恒宇攝)

西藏抗暴61周年:流亡藏人第2代、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簡恒宇攝)

隻身來台

「在哪裡都能夠做西藏獨立運動,尤其是美國,具有影響力的自由國度,但是我希望能到一個會說中文的地方,讓中國人民理解西藏人的苦難。」札西說,藏人1959年流亡之後,曾多次尋求台灣政府的幫助,但當時政權覺得西藏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也還未民主化,不可能理會藏人的呼籲,因此長達近40年的時間裡,很少有藏人移居台灣。

直到1997年,達賴喇嘛首次以弘揚佛法名義來台,台灣當局與西藏流亡政府的關係和緩,才大幅改變流亡藏人對台灣社會的看法。隔年,札西便告別親友,隻身來台從事獨立運動。但在沒有《難民法》的台灣,像札西這樣的滯台流亡藏人只能透過總統特赦獲得台灣國籍,或者透過移民署許可取得居留權。

「我沒有國籍,只買了兩個禮拜的簽證,決心不管遇到什麼事都要在台灣活下去,」札西說,2001年獲得居留權之前,他過著躲躲藏藏的日子,做過清洗大樓、賣水果、裝潢油漆等各式各樣的兼差。在求生的恐懼下,那段日子相當煎熬,但事後回憶,他卻是笑著說出來的。

「有一次我在桃園一家工廠找到工作,課長說要拿桌子上的東西,我聽不懂中文,就把整張桌子搬去給他。」那家工廠也聘用不少泰籍移工,他說「有一天看到一個泰國年輕人偷偷溜出廠房,接著又一個泰國人跑走了,心想可能是有警察來,所以第三個人跑掉了,就是我。我拼命往外衝,一直跑到工廠外頭,結果看到泰國人原來只是溜出去玩,我有點『歹勢』,假裝是出來散步。」

他還自豪地指出,信義區一家高級百貨公司外牆的紅色油漆是他的傑作,「我應徵這份工作時,發生很好笑的事。」由於平時除了打工,還要參加藏青會活動,札西說,他外出開會都穿著西裝,「我皮膚黑黑的,穿衣服還髒的話,怕被警察盯上。那一次我穿西裝去應徵漆油漆,老闆一看就急忙勸退『我們這邊沒有你要的工作』,他以為我是工程師。」

台北市信義區。(蔡娪嫣攝)
台北市信義區。(蔡娪嫣攝)

台北市信義區。(蔡娪嫣攝)

自由西藏,在台灣

「從出生到現在,我做過的任何人權與獨立運動相關職位,都是沒有薪水的。」

2003年,知名美國嘻哈團體「野獸男孩」(Beastie Boys)發起的西藏自由音樂會(Tibetan Freedom Concert)首度來到台北舉辦,也是第一次在距離中國這麼近的國家登場。上萬搖滾樂迷擠爆松山菸廠,在野獸男孩的引薦下,札西登上舞台唱出西藏國歌,許多台灣人當天是第一次聽見西藏國歌,了解到距離台灣4000公里以外的西藏,在遭到中共「解放」之前,其實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獨立國度。

「野獸男孩要來台灣的時候,我事先也不認識任何主辦單位,就自己拿國旗去桃園機場。他們直接走向我,還邀我一起到音樂會現場。去台北的路上,我們聊了很多,他問我想做什麼,我說『想唱國歌』。一抵達,他們就給我一張VIP卡,要求讓我在羅文嘉(時任立委)致詞之前先唱國歌開場,」他說道。

札西一直是自願參與人權運動的,從未以此「賺錢」。2004年獲得台灣國籍之後,他為了更專注於人權事業而改做生意,到印度與尼泊爾批貨回台販售。他說:「我不需要很多錢,最主要的目標是完成父母的夢想,因此必須自由調配時間,以便參加各種活動。」

2008年4月北京奧運傳遞聖火到日本,札西持台灣護照來到長野市。在現場3000多名日本警力與100多名中國武警護送中國奧運聖火的情勢下,他跨過護欄並試圖秀出西藏國旗,雖然馬上就被警方制服,但仍宏亮地吶喊出「Free Tibet」的口號。

札西說,被日本拘留整整23天,每個白天都被同一位日警調查訊問,旁邊跟著的翻譯是一名「中國女士」,而且警察手上都會拿一杯咖啡,「但是都沒喝」。「某一天,我變成晚上被帶走,直到深夜才回去,同房的巴西人特別緊張,一直等我回來,一見到我,才如釋重負比手畫腳說『我以為你已經被砰砰了』,」他說道。

當年5月6日至10日,中國時任領導人胡錦濤出訪日本,札西被訊問的流程大幅改變,由白天改到晚上,問題從「你在藏青會做些什麼?」變成「你是不是要暗殺胡錦濤?還有沒有共犯?」但在被釋放的那一天,警察單獨將他帶出來,用英文告別:「每一次你為國家落淚,我的內心也在哭泣,我支持台灣、西藏獨立,但我不能說。這杯咖啡是我太太每天早上為你準備的,今天請你務必喝下。」

「在那23天裡,我收到來自日本社會的100多封聲援信,上面用英文寫著『我愛台灣獨立、我愛西藏獨立』,」札西指出,在日本抗爭的經驗,還有台灣的非政府人權組織、時任駐日代表許世楷等人的傾力協助,使他感受到溫暖的支持,也深受感動,「回到台灣之後,我開始為所有人權議題奮鬥,不管是不是跟西藏有關。」

台北市議員邱威傑(呱吉)、香港邊城青年執行委員Sky、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出席1月5日Lhakar快閃行動「抵制北京冬奧」。(蔡娪嫣攝)
台北市議員邱威傑(呱吉)、香港邊城青年執行委員Sky、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出席1月5日Lhakar快閃行動「抵制北京冬奧」。(蔡娪嫣攝)

台北市議員邱威傑(呱吉)、香港邊城青年執行委員Sky、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出席1月5日Lhakar快閃行動「抵制北京冬奧」。(蔡娪嫣攝)

罹癌與新生

2013年,札西確診胃癌,不得不暫時停下抗爭的腳步。經歷9小時漫長手術,切除整個胃部,剩下小腸逐漸代替胃的部分消化功能。復原過程緩慢又痛苦,至少有5個月沒辦法喝水,讓他從78公斤瘦到剩50公斤,也陷入自我懷疑,「癌症就像是宣判死刑,我從來沒有做過壞事或沉溺於不良習慣,也沒意圖傷害過誰,為什麼我會生這種病呢?」

在只能吃青稞、少量進食的恢復期,宗教與冥想習慣帶他萌發對生命的頓悟。「這是我的命,我的業障,就像我天生是西藏人一樣」,他說,「我告訴自己沒關係,不用緊張,按照醫生囑咐的來。生命無常,時候未到,想那麼多幹嘛?否則即使我還沒死,也在這些胡思亂想之下『死』了很多次。」

手術後的5年內,札西回到印度探親,即使「一直無法像正常人一樣吃飯」,他也從沒有到醫院做健康檢查,只因害怕再被宣判「死刑」。直到有一次,晉見達賴喇嘛時,被告誡回台灣一定要去趟醫院,他才驚喜發現病情好轉:「醫生叫我回去正常吃飯看看。」

那一天,在台北一家醫院的外頭,札西終於品嘗到5年來第一口滷肉飯。重拾口腹之慾是多麼幸福的事,他說:「我最喜歡吃滷肉飯了,真的是很久沒有吃,一開始我點小碗的,全部吃完,然後又點一份大碗,也吃的一乾二淨。就這樣,我恢復往常生活,現在胖回到60公斤。」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Tashi Tsering)。(陳艾伶攝)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Tashi Tsering)。(陳艾伶攝)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Tashi Tsering)。(陳艾伶攝)

「你可以控制我的身體,但沒辦法控制我的靈魂」

中國2008年血洗西藏示威之後,雪域高原自由的空氣越來越稀薄,中共企圖控制藏傳佛教,強迫寺院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大量漢人遷入藏區,漢人能憑證在拉薩自由旅行,但藏人的旅行受到隱晦限制,想進入西藏自治區與聖城拉薩朝聖難上加難。

為了對抗民族被中共壓迫的命運,許多藏人悲壯地自我犧牲,自從2009年首位藏人自焚以來,已有157位藏人自焚,僅2012年就有82人。火光向全世界燃起強烈的信號,即藏人承受著極大的痛苦,中共的殘酷統治促使他們以最殘酷的行徑對待自我、呼喚自由。

世界各地的藏人無不為此痛心疾首,札西也是,他說在台灣與一名來自藏區的藏人見過面,聊到西藏發生的事,淚如雨下,「藏人是不可能放棄佛教或達賴喇嘛的,你可以控制我的身體,但沒辦法控制我的靈魂。」達賴喇嘛在藏傳佛教被視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備受尊崇,更是因為他自年少至今堅守責任,在顛沛流離中領導藏人重建有尊嚴的生活,傳承歷史文化。

西藏聖山內轉道上的江扎寺。(西藏作家唯色2021年9月拍攝)
西藏聖山內轉道上的江扎寺。(西藏作家唯色2021年9月拍攝)

西藏聖山內轉道上的江扎寺。(西藏作家唯色2021年9月拍攝)

札西說:「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一直致力於世界和平,他在流亡中給予我們民主的教育,儘管我們是難民,沒有國家,但可以投票選擇自己的領導人,我感謝法王給我們自由民主的生活。」常被稱為西藏流亡政府的「藏人行政中央」為三權分立制度,2001年首度誕生民主直選行政首長,2011年達賴喇嘛辭去政治領袖一職,終結西藏政體700多年來的政教合一。

西藏一直活在流亡藏人的精神裡,無數次魂牽夢縈那聖潔的土地,與在那之上與世無爭的虔誠生活。「我們西藏有一本書是這樣介紹的,西藏是宗教的土地,踏上那裡,你會得到心靈的寧靜,並祈願全世界的和平,」他說道,「回去西藏很困難,人生無常,我要對未來國家的成立做一些貢獻再離去。」

認識札西慈仁(Tashi Tsering):

1966年在印度出生的第二代流亡藏人,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的發起人,也是目前的理事長。台灣在2004年開始舉辦310西藏抗暴日相關活動,2011年開始的為西藏自由而騎活動,他都是主要組織者及發起人;近年來,更促成多場團結抗中的行動。札西慈仁過去曾擔任過在台藏人福利協會、西藏青年會台灣分會的主席,也曾經是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的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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