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報社建議員工“少用推特”，記者應與社媒保持多大距離？

2022年4月7日，《紐約時報》總編輯Dean Baquet與副總編輯Cliff Levy發布了一系列備忘錄，針對報社記者使用社交平台的准則提出了新的倡導與要求。這份備忘錄的一個核心思想是：希望旗下的記者們不用或者少用以推特為主的網絡社交平台。

無獨有偶，《衛報》在近期也發布了新的社交媒體指南，新增“不強制記者使用推特”的條文，並嚴令禁止記者們在推特上互相謾罵，違反者將面臨處分。

推特，一家誕生於2006年7月的社交網絡及微博客服務公司，以公開、即時和精煉的文字呈現為自身的主要特點。根據財報，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Twitter的可盈利日活躍用戶達2.29億。

在一些歐美國家的媒體圈，推特長期以來都是記者感知、收集和挖掘報道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與讀者及同行交流的常用窗口。例如，2009年1月，一架美聯航的飛機迫降在哈德遜河，在傳統媒體展開報道前，推特上已經出現了現場照片和一手資料，而在最近十多年的此類突發性事件報道中，推特也是很多記者無法繞過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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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為什麼往前倒推十年，媒體基本都在鼓勵記者使用社交平台。但奇怪的是，最近這兩年，我們常常看到有媒體或記者公然呼籲減少對推特的使用，乃至於對整個社交媒體的“鼓勵使用”也漸漸變成了“建議遠離”。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對海外相關資訊及訪談內容進行綜合編譯，帶你關注新聞媒體對推特等社交網絡態度轉變的新動態，並試圖探究該轉變背後的可能原因。

推特不再受媒體迎？

在網絡社交成為信息流動重要形式的時代，《紐約時報》的最新要求似乎“不可思議”。推特這樣的社交平台早已成為很多突發新聞的一手消息聚集處，也擁有數量龐大的人群基數。以前，媒體們不希望被互聯網時代落下，紛紛催促自己的記者使用推特，就連《紐約時報》總編輯Dean Baquet本人在2014年也收到過這樣的要求。

當時Baquet所做的創新報道剛剛起步，部門裡所有人都為“融入社交媒體”做過努力。然而，時至今日，Baquet的推特賬號僅有三萬粉絲和兩條與報道相關的推文。“那（發了兩條推文）是我們在2014年鼓勵人們進入社交媒體，現在的情況不同了，我保留我們改變的權利。”在尼曼實驗室的采訪中，Baquet如此回復。

而《紐約時報》的最新備忘錄，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這些大的媒體機構在當前情況下對推特這一社交媒體的態度：

1、推特佔用了記者們太多的時間。

2、推特一定程度上干擾了記者的報道，影響了他們對受眾的判斷和對自己工作的反饋。

3、推特可能助長了網絡騷擾和網絡暴力等行為。

4、某些推文對《紐約時報》及其工作人員的聲譽存在重大威脅。

Baquet承認，新聞編輯部在推特上承受著很大的壓力。今後，記者仍然能夠使用推特，但他們被告知希望能花更多時間在做新聞而不是刷推特與互動上。

備忘錄顯示，《紐約時報》還將擴大幫助記者應對網絡暴力的團隊（威脅應對小組），並進一步投入安全培訓和心理健康資源。

除此之外，這份備忘錄重新強調了一些既有政策。例如，記者們應該“像對待任何消息來源、故事或評論一樣，用專業的批判性態度對待推特上的信息”；每條推文都“需要反映《紐約時報》的價值觀，符合我們的編輯標准、社交媒體准則和行為規范”，並且禁止在社交平台上提前曝出新聞（除非編輯要求）或指責其他同事的報道。

“這不是對推特的攻擊，”Baquet說，“推特有巨大的價值，我們在上面有讀者，也有想關注的人。問題是它的影響力變得太大，我認為，一些記者正在用推特來驗證他們的報道。坦率地說，這給了推特過多的不應得的權力。”

與之相似，《衛報》近期也發布了新的社交媒體指南，提醒稱，那些在推特上公開互相謾罵的記者們將面臨處分。（而《紐約時報》早在2016年的“工作人員守則”中就已經規定不許在社交平台公開批評同事。）

《衛報》還告誡記者不要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嘲笑《衛報》，並“強烈鼓勵”他們刪除舊帖子。

相較於《紐約時報》的備忘錄，《衛報》新社交媒體指南的要點包括：

1、 “個人”社交媒體賬戶需要自己承擔責任。

2、 不強求記者使用推特。

3、 公開表明個人選擇/偏好可能會損害你作為記者的聲譽。

4、 切勿在社交媒體上批評同事。

5、 不要用推特來炒作你自己的賬號。

更新規范，緣由何在？

接受采訪時，兩家媒體的領導都表示此次社交媒體方針的更新是一個累計的過程，斷斷續續經歷了一年以上的時間，“不是針對任何一個事件的回應”。

事實上，新規范公佈前，兩家媒體都在社交平台遭遇過風波。

2021年10月3日，一名《衛報》記者發布了一篇關於Sarah Everard謀殺案的評論文章。遇害者是名普通的白領女性，在回家的路上被人以違反疫情防控規定“逮捕”，實為綁架。遇害者最終慘遭奸殺，該案件引起了英國全國范圍內的恐慌。

這名記者在文中提及，“男性機會主義者會以變性人為藉口找到施害機會”。同日，他在《衛報》的一位同事Owen Jones發了一條推文：“坦率地說，看著慘劇發展為對變性人的攻擊和進一步污名化，這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於是這條推文被認為是在批評同事——雖然按照Jones事後的解釋，自己發這條推文是因為收到了很多被攻擊的跨性別者的私信。

此後，Jones在推特和其他媒體平台上被同事攻擊了“幾十次”。Jones提起了欺凌投訴，但沒有得到支持：“相反，我們都被告知違反了《衛報》關於批評及間接批評同事的社交媒體准則。”

而《紐約時報》新規也被認為是在回應記者的相關批評，其中比較引人矚目的就是前記者Taylor Lorenz對該報在處理記者遭遇網絡騷擾和社交媒體使用問題上的批評。

在Baquet的備忘錄流出後，如今任職於《華盛頓郵報》科技專欄的Lorenz在推特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公開抨擊前僱主的新社交媒體政策。

她寫道：“這是非常令人失望和自相矛盾的局面……這不是一個新聞編輯室應該對待互聯網或社交媒體的方式，只會加深《紐約時報》面對惡意攻擊時的脆弱性。”

Lorenz長期關注互聯網的創作者文化及網絡趨勢，她本人有超過50萬的TikTok粉絲和忠實的推特粉絲群，她代表著與社交網絡深度綁定的記者群體的看法。

記者要不要“戒掉社媒”？

備忘錄發布後，《紐約時報》的記者們針對備忘錄內容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提出問題的記者中有不少以推特消息為主要報道源。問題包括“‘有意義地減少使用’具體指什麼”；“報社會統計每個人發布的推文數量嗎”；“報道領域依賴推特怎麼辦”；“是否意味著不能繼續依靠推特來增加自己的曝光量”等等。

針對這些問題，《紐約時報》給出了相應的回答：“有意義地減少使用”並不意味著給每個人設置推文限制，只是想鼓勵大家少在社交平台浪費時間；推特仍然是突發新聞中一個重要的報道工具，報道領域與推特強相關的記者應該繼續使用這個工具，但是報社希望記者們在對待推特上的消息時要保持審慎態度；報社會繼續支持記者在報道相關方面的曝光，並且為記者提供規避風險的培訓。

而從這些問答中也可以看出，互聯網時代的記者幾乎不可能完全脫離社交網絡，媒體機構關於網絡社交平台使用規則的“重置”，更大程度上是為了保全媒體自身的公眾可信度，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畢竟如果旗下記者在網上互相攻擊、提前透露新聞，媒體的信譽、受關注度都會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媒體和記者是互相成就的關系，前者提供了基礎性的知名度、讀者與渠道，後者則源源不斷地通過自己的內容輸出來鞏固這種信譽。互聯網時代，記者個人的知名度的擴大也會為媒體帶來增益。

然而，增益紅利期過後，相伴而來的風險開始顯露，記者如何使用社交媒體，如何在公和私兩方面取得平衡，其實是社交媒體發展以來被持續探討的話題。

早在2010年，路透社就在《路透社新聞手冊》中增加了《網絡報道守則》，其中包括記者使用社交網絡的指引。大概內容包括鼓勵記者使用社交媒體，可標注工作媒體但表明個人意見不等於媒體意見，發言審慎等。

在全世界范圍內，也都存在著為規避類似風險而發出的倡議或要求。《紐約時報》與《衛報》此次更新社交媒體使用規范，本身並不是特別新鮮的事情，但其強化了一種趨勢，即越來越多媒體意識到，與過去十年積極融入社交媒體的潮流相比，下一個十年的記者或許應該學會與社交媒體保持在合適的距離。

然而，這種建議的效用究竟如何，“少用或不用推特”的下一步又是什麼？或許只有時間才能給出答案。

參考鏈接

1.https://www.niemanlab.org/2022/04/the-new-york-times-would-really-like-its-reporters-to-stop-scrolling-and-get-off-twitter-at-least-once-in-a-while/

2.https://pressgazette.co.uk/guardian-social-media-guidelines-owen-jones/

3.https://www.thedailybeast.com/new-york-times-editor-dean-baquet-tells-staffers-to-chill-out-on-twitter

4.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22/01/01/taylor-lorenz-leaves-nyt-for-wapo

5.新聞記者使用社交媒體規范探討——中國媒體、路透社、美聯社規范比較研究 - 中國知網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冰攸，36氪經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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