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頒令 各地奏設圖書館

文/蔡佩玲
旺報

張元濟後雖受戊戌政變牽連「革職永不錄用」,黯然遠離北京轉赴上海,因緣際會進入商務擔任編譯所所長,並接掌經營編譯所圖書室。當時恰逢清末公共圖書館運動蓬勃發展,各地競相成立圖書館。

清末預備立憲自光緒31年(1905)開始醞釀,至1911年清王朝滅亡為止共約6年時間。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1908年又宣佈以該年至1916年共9年為預備立憲時期。學部於宣統元年閏2月28日(1909年4月18日)上〈奏報分年籌備事宜折〉制定各項分年籌備事宜。其中宣統元年(1909)預備立憲籌備事宜有「頒布圖書館章程」、「京師開辦圖書館(赴古物保存所)」兩項;宣統2年(1910)預備立憲第3年籌備事宜有「行各省一律開辦圖書館」。當時因朝廷倡導,各地方官吏紛紛奏請設立圖書館。

古越藏書樓開先河

因地方官員的提倡再加上官方政策性之宣示,至此全面展開全國性創設公共圖書館的風潮,此即清末的公共圖書館運動。在清廷預備立憲前期,各地方官吏所奏請成立圖書館屬自發性質;而宣統2年(1910)清廷頒令以後,各地奏設之圖書館則是依令行事,但在數量上仍以自發性質為多,因此可瞭解創設圖書館觀念的深化與普及。

綜觀此時期蓬勃創設之公共圖書館,因面向廣大群眾,各區域佈局由點狀而連結成網狀,成為全面性的發展,故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史至此才算真正奠定基礎。

「古越藏書樓」在清末被譽為是中國近代開私人公共藏書樓之先河。 其訂定妥善的管理制度完全仿自西方圖書館,在創設宗旨方面兼顧「存古、開新」的精神──「不談古籍無從考政治學術之沿革,不得今籍無以啟借鑒變通之途徑。」,頗符合維新運動康有為所倡「開大書藏」中西兼顧的藏書觀。但其究屬私人圖書館之特例,影響所及仍不如公共圖書館運動之由上及下的全面性與滲透性。

清末自1903年至1910年以來主要成立的官辦公共圖書館有浙江、湖南、湖北、福建、江南、直隸、黑龍江、奉天、山東、河南、吉林、京師、陜西、歸化、雲南、廣東、山西、廣西、甘肅、上海等將近20地。區域約涵括全國各地,故可視為是全面性的發展。此外,晚清公共圖書館運動中的另一項成就為京師圖書館的創設。京師圖書館具有國家公共圖書館的性質,因此在晚清公共圖書館運動中,乃至我國近代中國圖書館發展史中均屬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

京師圖書館的創設,非一蹴而成,最早可推至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的〈請推廣學校折〉,他提出「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且更進一步建議「自京師及十八行省會,咸設大書樓。」其中即包含設立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的思想,但他的建議當時未受清政府或社會人士重視;至10年後光緒32年(1906)羅振玉的增廣李端棻之說,撰寫〈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提出創設京師圖書館;1909年學部奏籌建京師圖書館,至此遂告正式成立。

在京師圖書館創設的第二年(宣統元年,1910年),由學部擬定〈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正式頒布,成為官方第一個圖書館法規,也是近代圖書館事業上的大事。該章程於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圖書館之設,所以保存文粹,造就通才,以備碩學專家研究學藝、學生士人檢閱考證之用,以廣徵博采、供人瀏覽為宗旨。」章程中對各種公共圖書館的收藏範圍、職責、管理制度、流通方法均作詳明規定。〈章程〉的頒布,象徵著我國數千年以來的藏書史,已由傳統藏書樓形式,轉折朝向一新型態的近代西方圖書館發展的確立。

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圖書室約成立於1904年(1909年改稱涵芬樓),成立之初雖屬商務內部供編譯書刊參考用的私人性質藏書樓,但其所處地理位置──上海,正是19世紀中期西洋傳教士透過教會藏書樓,引進西式近代圖書館思想的重要據點。涵芬樓的真正主持者──張元濟,早年任職總理事務衙門,極早已具接觸「西方的」、「外國的」或「新的」事務之經驗,因此能瞭解現代學校、鐵路、採礦、船舶製造、電報、郵電設施及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的諸多新事務。維新運動時期,他也與強學會人士保持密切接觸,經常討論時政,研議如何改革社會,啟發民智。與康梁較「政治性」的作法不同,他採取「建立現代學校」及「學習外語」作為途徑。所以康有為在教育群眾方面有關的識見與思想,如譯印圖書、開大書藏等,應影響當時同樣熱中並投身改革運動的張元濟。他於1897年9月透過興辦「通藝學堂」及學堂的圖書館,落實他創辦現代學堂,造就通曉時事人才的理想。維新人士對他的影響,由他為通藝學堂訂定〈圖書館章程〉可靦。如第一條「本館專藏中外各種有用圖書,凡在堂同學及在外同志均可隨時入館觀覽。」,在藏書觀上頗認同強學會開「大書藏」中外重要典籍均應蒐藏的作法,在服務上更已具有先進的開放思想。

張元濟後雖受戊戌政變牽連「革職永不錄用」,黯然遠離北京轉赴上海,因緣際會進入商務擔任編譯所所長,並接掌經營編譯所圖書室。當時恰逢清末公共圖書館運動蓬勃發展,各地競相成立圖書館;地方士紳及封疆大臣對公共藏書樓(圖書館)的觀念也因西學新知的引進而有新思維、新見解;且官方也頒布〈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等圖書館法規。張元濟即在此新式圖書館萌芽階段的大環境氛圍下,展開對涵芬樓的經營,擴大其藏書內涵與規模,並以「扶持教育、啟發民智」為職志,在運作上雖仍有傳統藏書樓的軌跡,但仍朝西方新式公共圖書館發展逐漸靠攏。

未對上海市民開放

圖書館發展由藏書樓轉變成為新式的圖書館,發韌於清末,在辛亥革命民國創立之後仍賡續發展。清末在近代圖書館建設上,如前述已由傳統藏書樓轉換至新式圖書館,但在發展層級方面主要以首都和省級為主,且宗旨為「保存國粹,造就通才」。所以各圖書館的任務仍以收藏為主,服務對象主要是傳統文人。另在學習的對象上,雖然清廷派考察大臣分赴日本、歐美等國學習圖書館制度。但清末因知識份子企圖瞭解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勢強盛的契機,故各類日文圖書大量翻譯成中文圖書。如我國較早成立的湖南、奉天等省級圖書館,主要參照日本圖書館的制度作法成立;而湖南圖書館之《圖書館章程》又廣為當時新成立的其他圖書館沿用。因此整體而言,清末發展的新式圖書館制度受日本的影響較深。(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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