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把學校老師當「反送中」代罪羔羊

許漢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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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去年六月至今因為反對修例《逃犯條例》而引發的社會動蕩,不少參與者都是年輕學生,他們眼見政府對社會大眾的訴求視而不見,對警暴問題毫無反省,便走到街上發聲,目的就是維護香港的固有價值,追求民主與自由。但政府及建制派一方不單對政權的錯誤沒有反省,更試圖把社會的亂局歸咎教師,在教育界製造白色恐怖。過去政府及建制派不斷高呼要把政治從教育分離開去,但政府、尤其是教育局卻一再以政治為由,妄評教師的所謂操守,目的是要恐嚇教師,以圖滅聲。

楊潤雄曾經指出,教師的「私人空間」也要受到規範,一旦教師被當局認為違反專業操守,可以被停職、解聘、甚至是取消教師註冊。他把所謂操守的規範無限延伸,甚至把他們的手伸進教師的私人空間,這是明顯的不合比例。今天他可以因為教師在私人時間發表所謂「仇警」言論而受罰,他日也可以因為教師在私人時間發表與政府看法不一的政治想法而被罰。這事實上就是對教師作出思想審查,務求教師要為了政府的政治理念而服務。這是非常危險而不合理的一步。在香港,教師的專業是建立在教學與學生成長的工作上,而不是為政權服務,維持教師的專業自主,是香港之所以不同於中國其他地方的原因之一。

政府不單說出教師的私人空間要受規範,楊潤雄在接受大陸媒體訪問時也曾指出,當教師因為社會運動被投訴,教育局作出調查,校方、校長也必須要「配合」,否則校長也可能因此獲罪,不單政府有權解除校長的委任,甚至校長也要面對被取消教師註冊,再不能於教育界任職。楊潤雄甚至指出,在學校要配合教育局的調查時,更要配合教育局已有的「結果」,他認為學校如有教師涉事,但學校、校長認為該教師「沒有問題」,他們就會判斷校長的態度和立場可能「有問題」,然後就會被「處理」。換言之,教育局是在恐嚇校長,必須要聽令於局方,否則他們個人也要承擔後果。試問這不是白色恐怖,又是甚麼?

此外,一如既往,當社會出現問題,政府及建制總是簡單地將問題歸咎於通識教育科,即使有學者研究學生參與社會運動與通識教育科並沒有因果關係,但是他們總是咬著通識不放。最近甚至要求出版商把建議學習材料上繳局方審查,目的就是要出版商按政治正確的需要編訂教材,才可以供學校使用,這不單是自己推翻訂立通識教育科的目的,更是警告出版商小心編輯角度,這不也是白色恐怖嗎?

沒有人希望見到社會亂象叢生,但由反對修訂《逃犯修例》而引起的事端,由此至終都是政府的問題,他們是唯一責任者。但可惜由去年六月至今,這個所謂政府不單沒有反省自己的過失,反而不斷以警察暴力、制度暴力去傷害香港市民,用不同的藉口去轉移視線,尋找代罪羔羊,以為這樣就可以擺脫自己的罪孽,可是香港人並不受這一套。眼下社會的動蕩有所緩減,不是政府的策略奏效,只是大家正在沉澱再找出路。要讓社會復原,政府必須罪己,承擔責任,不能再以政治介入教育,停止對教育界的白色恐怖,方為正途。(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觀點版,由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原標題:在地抵抗教育界的白色恐怖)

※作者為高教公民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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