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防疫不如澳門 迫醫護人員走上街頭

林子立/伍嘉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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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從爆發到現在,在台灣還沒有任何死亡病例,也還沒有醫院封院,然而所引起的恐慌,遠比令人記憶猶新的SARS還嚴重的多,何以致之? Sars也是肺炎的一種,在9 個月內感染8千餘人,死亡人數接近800。相較之下,武漢肺炎是在2020年1月7日檢測出病毒為新型冠狀病毒,不到一個月在全球就有超過2萬人的確診數字,呈現出來的基本感染率是高於SARS。加上中國許多重要城市封城的政策,各國撤僑的作為,呈現在媒體畫面上,對民眾的效果當然就是恐慌,特別是由於口罩的匱乏,更加引起民眾的憂慮並強化恐懼的感覺。

另一方面,有效管制邊界防範傳染病毒經人員帶入境內,也是重要手段。台灣與中國畢竟是政治互不隸屬又有台灣海峽隔離,對於人員進出的控制相對單純,而香港歷經過反送中運動的最高峰,現在又遇上武漢肺炎,絲毫不能喘息,雪上加霜的是,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展開罷工,抗議政府防疫政策,使得香港防疫工作更形嚴峻。或許,簡單的比較一水之隔的澳門防疫政策,就可以明白香港醫護人員在最迫切需要他們的時候,為什麼甘冒罵名而走上街頭。

雖然1月7日確認了新型病毒,但接下來的2週時間在中國官方刻意淡化之下,中國各地與世界各國的警覺心尚未啟動,直到22日早上,澳門確診第1宗,同天下午香港也確診了第1宗,兩地都還比台灣晚一天才確認病毒感染,可見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頻繁交流一點不亞於港澳。澳門政府反應迅速,立刻購買2200萬口罩,23日已經下令政府部門要量體溫才可以進入。而澳門經濟命脈的博彩行業雖然在2月4日宣布暫停營業半個月,但是在1月23日就宣布進入賭場要量體溫,公務人員與賭場職員都必須戴口罩,並且於每天下午5點開記者會,確保民眾知道政府的政策與作為,避免因為資訊不透明而造成民心浮動。

澳門防疫及早啟動

澳門有效的行政作為,確保口罩供應無虞(當然跟澳門只有62萬人口數有很大的關係)早在23日開始,特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就提出澳門市民可以憑澳門身份證,以成本價到指定的藥房購買 10個口罩等方案,這是澳門政府穩定民心的重要作為。

隨著確診案例的急速上升,澳門政府在考慮緩衝區因素,選擇黑沙海灘培訓中心設置隔離營,因有公園及海灘露營場地為距離,減緩附近居民對於傳染病的心理恐懼。接著在26號晚上向全澳門飯店公告,武漢住客可自行選擇離境,或是委請警車接送,也可以入住隔離營直至簽證結束。因此,在27日即讓144名湖北人離開澳門。除此之外,也考慮到 隔離營的房間數不足,澳門政府也徵用了皇庭海景飯店當隔離營,也展現了觀光業者願意跟政府共體時艱,因為作為隔離營,對於疫情結束後的營運必然產生困難。

同時,一項具有彈性與靈活的政策在27日凌晨公布,湖北人士入境需具備醫療證明,須註明沒有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其他非湖北旅客則走人工通道。儘管這無法阻絕所有陸客進入澳門,不過即便澳門想要像武漢、杭州一樣的封城,決定權還是在北京手上,而北京若同意澳門封關,無異於向全世界宣告斷絕與中國往來才是安全的。可想而知,在疫情還進一步惡化之前,北京不會同意封關。而在學校的部分,在一月31日澳門政府就宣布無限期停課,對於防疫作為,展現出無比決心。

一水之隔,同樣是特別行政區,而且素以優越的行政效率而富盛名的香港,表現卻完全不同。同樣確診第一例之後,香港政府宣傳不用戴口罩,所以林鄭月娥在公開場合也都不帶,甚至要求不符合佩戴口罩標準的官員不准戴口罩。然而,香港民眾普遍相信不只是因為口罩短缺以身作則,更是之前反送中時,港府強推禁止蒙面法,如果現在要市民戴口罩似乎打臉自己。不過,在疫情方興未艾之時,口罩的功能不只在防病菌,更在防範被傳染的可能性,是民眾保護自己的作為,為政者應該要有同理心。

早已成為眾之矢的林鄭,不在港主持防疫工作,而風塵僕僕的在22到25日去瑞士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也沒有其他官員召開任何記者會交待疫情和對策。等到年初一她回到香港時,幾乎所有的防疫品都被鄰近地區搶購一空,香港市民那時才警覺起來行動時,已經買不到任何防疫品,那麼爆發通宵排隊只為了搶只有20盒的口罩,一盒炒作到港幣500、甚至是1000元,現在甚至一盒50個口罩來到1800港幣的天價,引發民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學校從延後一週開學到後來見疫情越演越烈,再改到3月1日開學,也可見到澳門與香港防疫態度的差別。

香港近3000名醫護人員為抗議港府拒絕全面封關,從人流源頭阻擋「武漢肺炎」疫情擴散,3日發動罷工。(湯森路透)

林鄭是香港藍黃共同敵人

口罩在恐慌之下,不足是必然之事,雖然與澳門相同,至今無法封關,但香港並沒有要求醫生證明,沒有停止入境,很多陸客還是可以從各式途徑進入香港,甚至社群媒體可見到部分人士宣稱以吃退燒藥方式,掩瞞病情想要進入香港。雖然在2月5日宣布8日起從中國大陸關口入境香港的民眾,都要進行隔離,但施行細則尚未公布。

進一步來看,港府在隔離營作法上,選擇一家和居民一街之隔的政府房屋作為隔離之用,引起附近居民群起守護家園,數晚爆發抗議衝突,導致每晚都需要港府出動防暴警察。簡單說,就是在疫情的源頭不減,那麼香港的醫護人員壓力就會變得極大化。更致命的是,醫院的防護物資不足,卻也沒有停止探病,甚至是隔離等等非常具體而微的政策都付之闕如,在此之下,醫護人員決定開始罷工,是可想而知的最後手段,藉以施壓政府改弦易轍。不過以反送中的經驗來看,林鄭嚴詞拒絕是她一貫的策略。

觀察香港的過去與今日,不禁令人長嘆一聲,經過6月至今的香港反送中運動, 政府和市民已經陷入嚴重的對立面,林鄭考慮北京的思維而輕香港民心的不安,只會讓人民與政府的分裂越來越大。

台灣有藍綠之爭,香港有藍黃之分,然而香港在疫情嚴峻之下,已經不分藍黃,共同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林鄭。在此情況之下,她所領導的政府部門與政府運作,絕對是寸步難行。簡單說,政府的施政,如果缺乏人民的支持,在什麼政治體制都不是好事,更何況人民卯起來與政府作對。因此,從澳港處理疫情的截然不同,可以得到簡單的結論,防疫首重安定民心,而政府切莫因政治因素,而忘了「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作者為東海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東海大學澳門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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