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香江》習近平希望的香港三權合作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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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香港能達成「三權合作論」,指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要互相支持。(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作者/鄭漢良

中共名義上主管香港事務最高的官員,是掛名國務院副總理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韓正。他日前在北京會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時,提出一句「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社會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也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共同責任和最大共識」。此說立即被此間港人認為是北京對香港行之多年的三權分立的容忍度,已達臨界點,哪怕它只是一個半吊子的三權分立。

 

三權合作其實是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中國夢。早在2008年7月習近平以副主席身分,視察奧運馬術比賽場地為名,了解香港政情為實訪問香港。在接見政府主要官員和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及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時提出「三權合作論」,指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要互相支持,惹來譁然,政界反擊指三權應互相制衡而非合作。

 

韓正因此只不過是最新的一個中共官員發表類此的言論,但在今天這個形勢,此說特別有其緊急性。就在韓、林會面後的第二天,香港科技大學二年級學生周梓樂昏迷5天之後終告不治。由於周在上星期日警方在東九龍的將軍澳清場時,在附近停車樓的三樓離奇墜樓,被發現時倒在二樓昏迷,至今原因未明。但有一點卻是天下皆知,那就是警方對事發經過的不盡不實。警方在11月5日舉行的記者會上誓神劈願聲稱警方在當晚周墜樓之前絕對沒有進入事發的停車場,可是當有傳媒獲得讀者提供的錄影帶顯示警方在當晚有至少十多個警察進出停車場之後,警方8日舉行的記者會上又改變說法,聲稱確實有警員兩次進入停車場,但聲稱絕對與周的墜樓沒有關係。

 

針對一條人命,香港警察居然可以在三日之內搬出兩套說法,對中共交待下來的「止暴制亂」任務,不但沒有絲毫幫助,反而更為整個香港局勢火上加油。就在周同學去世當天下午,中環已經有「快閃」示威,入夜之後港九新界各地的悼念活動亦演變為騷亂,從星期五到星期日,各區的示威幾乎沒有停頓。

 

中共認為儘快在香港止暴制亂是當務之急,至於用什麼手段達成使命,港人已經一目了然。站在第一線的是濫捕的暴力警察,他們基本上是看見年輕人就抓,看到黑衣年輕人就又抓又打;而作為政府控官的律政司,又是緊跟北京吩咐的鄭若樺,動不動就將年輕人控以足可入獄10年的暴動罪名;抓了人,告了人,就只有等法官的裁判,但有些法官卻總是不識相,警察辛辛苦苦抓了人,控方千方百計按了控罪,他們卻公正無私審案,有時更將被告無罪釋放。在香港,遇到這種情形,控方可以上訴或乾脆放棄,但看在幾十年經過了無法無天的大陸同胞眼中,這是他們所不能了解的事。警察抓了人上了法庭還居然可以無罪釋放。他們恐怕更難理解什麼是「無罪推定原則」(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人民日報》是其中一個不明白這個道理的黨媒。該報8月18日在網上發文,認為「港獨頭目」黃之鋒犯了重罪居然可以被法官輕判社會服務,是等於「零懲罰」。文章指出,這等於警察捉人法官放人,是置法治於何地?置受傷的警察於何地?置大眾感情於何地?又置香港的未來於何地?

 

一言蔽之,他們認為既然警察抓了人,那個人就肯定有罪。他們以為香港回歸之後,連所謂的司法也應該回歸「祖國的懷抱」。

 

韓正他們就是急了,急的是香港的法官還在搞西方的那一套,完全不懂一國兩制的精髓其實就是北京說了算,到現在還堅持所謂的司法獨立。

 

我個人認為,香港的法官也是人,尤其是華人法官,他們投奔祖國的懷抱,其實已是指日可待,北京急切期待的三權合作,也因此指日可待。

 

目前已有一些蛛絲馬跡足可支持我的推測。首先,絕對不能低估中共發功的威力,不然,被西方傳媒讚譽為「亞洲最好樣的」(Asian Finest),香港警察可以在只有短短幾個月之內就完全聲名掃地,甚至在香港已是神憎鬼厭,警察的宿舍怕社區街坊騷擾,警察的子女上課怕同學欺凌。

 

香港的法官再怎麼的神聖公正,恐怕也頂不住北京源源不絕的壓力,畢竟他們都是凡人。大家恐怕不會忘記在2015年一名暫委裁判官名叫陳碧橋者,裁定30歲的女子吳某在雨傘運動期間襲警罪名成立,而其「行兇」武器就是她的胸部。案情指吳某在混亂期間用胸部撞向警察,用意惡毒,構成罪名成立。陳法官此案成為國際爭相報導的奇聞,包括美國《時代雜誌》和英國《獨立報》。

 

有了這位陳暫委裁判官開了個頭,把一個身懷天生「武器」的反中亂港者繩之於法,有些裁判官也不甘後人,最近更出現一名裁判官主動修改控方的罪名,然後立即把一名才15歲的少年定罪的例子。該尚未成年的被告因為藏有雷射筆、能夠伸縮的雨傘以及一根登山拐杖而被警察逮捕,被控兩項罪名。案件對雷射筆是否是攻擊性武器,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這名少年原被控「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兩項罪名,案件日前在法院的少年法庭裁決。但署理總裁判官甫開庭即引用《裁判官條例》,將「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改為更重的「有意圖而管有攻擊性武器」罪。辯方反對不果,最終裁判官裁定兩罪罪成,案件押後至本月25日判刑。

 

署理總裁判官蘇惠德一身化作兩個功能,除了裁判官之外,還身兼太上主控官,幾乎是自控自判,用盡心機要將這名15歲的「暴徒」畢身留下司法的烙印。難怪香港有識之士對這次幾乎是破天荒的做法深感詫異。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對裁判官在案件裁決前提出修改控罪表示做法不常見,可能成為被告日後上訴的理據。也有立法會議員則擔心,裁決會引發警方濫告。張達明認為,較多的情況是裁判官在審訊期間提出修訂,太遲才提出有機會成為被告的上訴理據。他又提到,控方原本是引用《簡易程序治罪條例》控告被告藏有雷射筆,修改控罪後改用《公安條例》,判刑會較原本的控罪更重,做法非常罕見。

 

身為律師的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則表示,裁判官由被告藏有其他防禦物品,推斷他藏有雷射筆是有意圖攻擊他人,說法危險,擔心裁決引發警方濫告,希望可以透過上訴,作更深入詮釋和討論。

 

正所謂是「兩岸人聲叫不住,猿猴已過萬重山」,有警察如斯這般的淪陷在前,再加上法官這一個族群同流合污,三權合作恐怕為時不遠矣。在香港批評法官判案,其實已犯了不講法治精神的毛病。因為法官在香港,就有如皇后的貞操,不容質疑。而且我們都知道,歷史上的皇后是什麼樣的一個德性。

 

作者簡介

鄭漢良從事新聞工作近40年,余紀忠時代曾服務美洲中國時報和台灣中國時報,退休前是中時副總編輯以及駐港特派員。目前是香港電台節目客座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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