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看共諜】王立強案考驗澳洲國安 學者籲當局審慎評估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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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是中國間諜的王立強,有可能會成為1954年KGB幹員帶著蘇聯情報機密向澳洲政府投誠的「彼得羅夫案」之後,澳洲國安領域最重大的發展。

之所以說「有可能」,乃是因為王立強在此案中對於中國在香港、台灣和澳洲諜報活動的說法,仍須要更完整的評估,才能證明他的說法屬實。

第九新聞頻道的記者對於此案已做了盡責調查,為期長達數個月,最後才決定對外披露。但叛逃者的說法中仍有漏洞。

這些漏洞中不乏合理的質疑:像是一名藝術系畢業,在中國情報體系中又缺乏背景的年輕人,何以能夠突然跳出來,爆出大量有關地下滲透和破壞活動的機密資訊?

當年叛逃的弗拉基米爾‧彼得羅夫(Vladimir Petrov),是位熟悉諜報黑暗伎倆的KGB資深軍官;相較之下,按王立強自己說法,他只是替中國空殼公司跑腿,試圖透過檯面下手段將中國勢力推展至港台兩地的低階人員。

王立強對於這些檯面下活動的描述,包括他在香港書店老闆被引渡到中國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都須要經過進一步檢驗。

在香港,已有人對王立強的說法提出疑點。

如果用彼得羅夫的叛逃作為一個歷史基準點,與此案相較,兩案之間最大不同處是蘇聯在冷戰高峰期的1954年那時,並不算是亞太地區重要角色,也不是澳洲主要的貿易夥伴。

對澳洲人來說,與蘇聯的冷戰,似乎是地球彼端發生的遙遠事務。當時的中國仍閉鎖在鐵幕之後,市場開放政策是1/4個世紀以後才發生的事。

而當時澳洲國內對亞洲的概念──若他們曾給予關注的話──也僅停留在南北韓那場「被遺忘戰爭」,或是馬來亞的「緊急狀態」(Malayan Emergency)。

國際上對於一旦有國家淪為共產國家即可能蔓延至其他周邊國家的所謂「骨牌效應」,在澳洲國內政壇和輿論並沒有引起太多關注。

但時空背景轉換到今天,中國在亞太的影響力正在快速擴張,同時中國更已成為澳洲最主要的貿易夥伴。

這兩個因素讓澳洲政府在處理王立強案時的態度和方式,變得複雜。

就像在彼得羅夫投誠的1950年代那時,外界擔心共產主義入侵澳洲一樣,今日的澳洲也瀰漫著對於外來威脅的戒慎恐懼。

澳洲的公眾論述中充斥著「恐中」的歇斯底里氣氛。

目前,要斷言王立強案是否會成為中澳關係惡化的分水嶺,引發各種後續效應,仍言之過早。

但就如同澳洲的國安機構在彼得羅夫案爆發後,搖身成為保守黨抹紅工黨的幕後推手,今日的澳洲國安系統也有強勢坐大的跡象。

以2019年的情況來說,所謂「國安系統」早已不再是僅侷限於幾個政府機構,像是當年策反彼得羅夫的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SIO)。

當今澳洲的國安體系包含了一系列高唱「威脅論」的智庫,它們的論述佔據了媒體版面,因為這些觀點正迎合媒體唯恐天下不亂的偏好。

此一做法是否有助於民眾了解中國問題,以因應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的擴張手段,見仁見智。

但可以確定的是,澳洲各大政黨,不管立場偏左還是偏右,現在都被迫要直接面對和隨時因應中國給澳洲帶來的安全威脅──因為這是一個對於所謂「國際秩序規範」似乎毫不顧忌的國家。

依我個人過去在中國擔任外派記者近10年的經驗,如果說跟中國打交道有任何經驗法則可循,那就是:北京政府為自身利益,永遠會不擇手段,強取豪奪。

澳洲總理莫里森至今對於王立強案的回應,尚稱恰當。

對於北京試圖滲透澳洲民意機構,包含澳洲國會的報導,莫里森認為這些指控「令人極度不安」。

這些滲透活動一旦獲得證實──如果有可能加以證實的話──將讓整起事件升高至難以漠視的層次,因為它將等同對於澳洲民主制度的陰謀顛覆。

於此同時,澳洲朝野和輿論都應該加速調查,同時審慎評估有關於中國影響力的正反陳述,過度的激烈反應並無助維護澳洲社稷整體利益。

  • 原文〈Chinese ‘spy’ case may be the greatest challenge to Australian security since Petrov – but caution is needed〉刊載於The Conversation,作者Tony Walker為拉籌伯大學通訊學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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