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二二八策展十年後,她寫下這本書:我要讓受難者重返榮耀

端傳媒記者陳筑君、實習記者趙安平 發自台北
《激越與死滅:二二八世代民主路》作者黃惠君。
《激越與死滅:二二八世代民主路》作者黃惠君。

「台灣傷痕歷史研究者」——黃惠君自我定位的專業身份在台灣恐怕獨一無二。這位原本在法國巴黎攻讀社會學的學者,1994年返台後,投入台灣近代政治史研究。特別名為「傷痕」,意味著她專注研究的題材——美麗島事件、台灣戰後反對運動、白色恐怖乃至於二二八事件,每一份材料裏都有國家機器鎮壓的煙硝和反抗者的血跡。

2005年起,她的身份從「作家」走向「策展人」,她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策劃「台灣之愛:1947二二八到1987解嚴」、「陳澄波與蒲添生紀念特展」、「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常設展」等。

《激越與死滅:二二八世代民主路》是黃惠君的新作,寫作動機源於太陽花事件後她受邀演講時,發現年輕人竟無一能講出任何一個二二八受難者名字;於是她下定決心要寫出一本有當年社會政經脈絡、感受得到受害者對自由、民主、平等追求的書,並希望透過文字讓讀者重新認識那個歡迎曲變調、走向全面反抗的一段民主路。

以下是黃惠君接受端傳媒專訪,暢談她對這本書寫作想法與對二二八事件研究心得的內容紀要: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關於二二八的書籍過去出版相當多,不知道您當初在寫這本書時是怎麼思考的?

黃惠君(以下簡稱「黃」):我想要解決二二八事件論述或敘述過度僵化的問題。

首先是冤魂論。「我的父親什麼事都沒有做就被抓走了、我的先生什麼事都沒有做就被帶走了」,還有坊間或教科書裏都還是說因為緝菸血案,然後發生衝突,但中間沒有細節,就說很多人被屠殺了、台灣人被屠殺了。這當中有一些邏輯問題,因為如果只是一個緝菸血案的話,不會有那麼多的各界領袖被屠殺,所以有太多的missing link。

我自己也反省到了一個問題:我們過去對二二八的陳述或論述都還深陷在白色恐怖的恐懼底下。受難家屬他們長期受到監控,很多陳述是在那個巨大恐懼跟扭曲底下而呈現出來的聲音,事實會跟那時的真相有一定的距離,所以我更想去尋找那個跳動的歷史局面,我有一章就叫〈全面反抗〉。

我希望拉開歷史的感知,何以當時的人幾乎是全部站出來?當時事情發生在台北市,為什麼全台各地連動,就像電流通遍全體台灣人的心靈,我也想建構那個深層的心理感受是什麼,而這一點是過去歷史學者比較少會去提到的。

所以為什麼我需要去講二戰結束那一天對台灣人而言是什麼,這一點很少被好好地陳述出來,就我書裏頭寫的:前一天台灣人叫做日本人,二戰一結束他得叫做中國人,那是一個多麼激烈的變化,換國旗了、換國家了、換語言了,那認同呢?認同是情感,在那一刻有多少人轉得過來、有多少人轉不過來?

林茂生攝於書房。
林茂生攝於書房。

像當時的知識份子林茂生(編按:二二八事件時擔任台灣大學文學院長,在事件中遭政府殺害)的一段話就讓我特別有感受,他以為台灣光復,從此一語言、一國家、一民族,他的社會跟國家終於可以不再是對立的,什麼意思呢?因為在日本統治底下,如果有漢意識的人,他認為他的脈絡是漢文化,可是皇民化運動卻要他改姓氏、要他不准再使用中文,必須徹底地講日文,在戰場上兩個國家是敵對的,所以林茂生說:我的國家終於可以不再是敵對的,我的社會可以不再是對立的。日本發動戰爭時,當時台灣人非常地糾葛,那戰後這個糾葛再來一次,你瞭解嗎?就是前一天是敵國,隔一天要變成祖國,這個都是非常激烈的一個變化,但這個很少被現代人感知到。

二二八的發生跟這個巨大時代變動是密切相關的,也因為林茂生有着對一國家、一民族、一語言,從此我們的人格能不用再分裂這樣的期待跟深層的感受,也才有後來極端的失望,因為新的統治者還是用軍事化的暴力加諸在台灣人身上,你看「語言」,我講得很清楚,一年就廢了日文版,讓很多知識份子成為文盲或半文盲。

我的書中有一個脈絡是司法界菁英的努力,你想想,政府犯罪、軍警犯罪、人權遭到迫害,誰會第一個知道?就是法律跟司……

詳原文:為二二八策展十年後,她寫下這本書:我要讓受難者重返榮耀

其他推薦文章

你可能還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