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錢也找不到長照機構的床？

文／黃惠如

衛福部曾普查全台安養護機構床位，全台床數共十萬多張床，護理之家與其他長期住宿機構佔床率從六成多到九成多不等。報告中指出：「床位數尚未完全利用」。

但如果家人失能，需要一張床，打電話很快就發現，只要評鑑甲等以上的機構，大都滿床，而且排隊至上百號，甚至千號，實際狀況和冰冷數字有差距。

若往下細究，滿床的多是較受民眾信賴的醫院附屬護理之家，以及「單人房、雙人房永遠都不夠，」長庚護理之家主任戴興業說。

管國霖為了父親，走遍住家附近所有的護理之家。其中，仁愛醫院附屬的護理之家工作人員說沒有床，拿出等床名單，一翻好幾頁，排隊超過兩百號。登記後至今三年多，他沒有收到通知。

「政府說有空床，問題不在總數，而是配置出了問題，」管國霖以自身經驗說。

一直以來，台灣人生重病，在醫院急診室苦候，陷入一床難求的集體焦慮，早已延伸到長照。最需要專業照顧的複雜病人，卻最無處可去，只能靠家人照顧，這就是離職照顧的主要原因。

台灣至今無法產生優質長照的扭曲面貌，要從法規說起。

為何長照機構的床不夠？

「老人福利法」從1980年制訂以來，明文規定老人福利機構，必須為非營利性質的財團法人才能設立，也就是只有慈善、公益團體才能設立，不能賺錢。

1997年修法後，放寬私人可以經營五十床以下的小型機構。不過，經營者資格、空間規劃、面積、單位空間比、人力比、監督評鑑，甚至每一床的價位天花板都被「護理人員法」、「老人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老人福利機構相關罰則」、「老人福利法」等重重限制。

因此，只有少數依靠公益捐款的宗教團體，才能以品質著稱，而且一床難求。就連以照顧健康老人為主的長庚養生文化村，都得依靠王永慶生前捐贈34公頃土地及基金，每年賠4000萬才能經營下去。

就算私人企業想進入長照市場，都必須面對政府設下的多重標準。

「企業也會算，如果綁手綁腳，我幹嘛進來？」雙連安養中心執行長蔡芳文說。

一位業者私下透露，儘管單人房、雙人房的優質長照機構供不應求，業者若想增設床位，也會被地方主管機關在專家審查會議上，視為「照顧有錢人」而阻撓。

失控的政府評鑑制度

除了在前端管制私人企業進場，設立之後，安養護機構經營還要面對政府失控的評鑑制度。

愛老郎長期照顧中心負責人張邁轟翻開厚厚一本評鑑指標，裡面貼滿各色便利貼，「500多條（法規）管49床老人，」張邁轟妻子、也是負責人的宋淑娟忍不住抱怨。

而且，他們也指出，各縣市機構評鑑往往每屆發包給不同的大學，不同的老師標準不一，導致改善前一年評鑑老師的建議項目後，今年又說不合格，讓業者莫衷一是、難以遵循。

但「政府有本事『管前』，卻沒有本事『管後』，」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陳正芬批評。政府管制了好的守法機構，卻對壞的束手無策。品質欠佳的安養護機構，缺乏退場機制。

前立法委員黃淑英曾發現，全國2007年至2010年連續兩次以上被評為丙、丁等級的機構，共有29家，僅七家初次評鑑丙等時，遭主管機關罰款；對於情況已達應暫時停業或勒令永久停業的機構，主管機關毫無具體行動，因為居住的老人無處可轉。

看似評鑑嚴格管控，養護、護理機構不人道的照顧品質卻時有所聞。

台大公衛學院副教授陳雅美曾帶學生參訪號稱六星級的護理機構，參訪後交流，學生舉手發問業者與工作人員：「你們老了以後願意住進來嗎？」結果陷入一大段沉默。「這段沉默說明了很多事，」陳雅美進一步解釋，長照產業要成功不難，就是你老了願意住的地方。

政府前端嚴格管控，沒有為台灣人民換來好的照顧品質。看似管制失靈，政府為什麼還是要管那麼多？

「照顧老人不是商品，」立法委員吳玉琴與前立委陳節如開記者會抨擊政府，「老人照顧不該自由化，要有一定的市場管理機制，確保消費者不會付不起，或任由機構沒有依據地制定收費價格，」吳玉琴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如此一來，「台灣還是被綁在政策式福利，政策規定誰能用才能用，如中低收入戶、榮民伯伯⋯⋯才能用，和50、60年前一樣，」蔡芳文不禁搖頭。

重重管制來自政府的出發點是防弊。在1997年開放小型機構合法前，大街小巷的養老院全都是非法，多數品質堪慮。

但過度防弊的結果就是作弊。業界透露，為了應付繁複的評鑑，已有顧問公司承包評鑑寫報告，每個月3萬元。

研究長照政策與市場長達5年的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副總經理蔡晏潭認為，政府不希望「台灣的養老院是好市多（Costco），而是7-Eleven，」也不希望在長照出現醫療體系的「長庚」，龐大到無法管控。

但防弊心態也使得台灣缺乏優質機構將老人分流，特別是22萬中、重度失能老人無處可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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