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可罰就上路──談保育類動物降級後的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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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貓頭(東芬蘭大學法律系博士候選人) 上個月底25號,林務局在野生動物諮詢委員會中,決議將原屬保育類野生動物的台灣獼猴降級為一般野生動物後,引發了社會高度關注。其中最受到爭議的部分,是林務局此次降級的舉動,是否為解決獼猴農損的解套方案?

《野保法》大開後門,林務局是否過度樂觀?

雖然林務局已一再重申,降級決定「純屬生態評估結果,而與農損爭議無關」,然而,正因當前獼猴保育議題涉及的,不只是其族群數量和分布等問題,更牽涉了長期存在的人猴衝突,加上現行《野保法》對一般類野生動物的保護微乎其微,主管機關實在不應僅依「單一族群數量」,就斷然決議將獼猴或任何保育類動物降級,而必須同時考量其他現實因素,來綜合評估野生動物的保育層級。

姑且不論該族群和生態評估是否夠科學、客觀、且符合當前國際保育標準,林務局提出的說法是:就算獼猴不受保育類動物層級的保護,也還是會受到禁止任意獵捕一般野生動物規範的一定保護。甚至進一步認為,就算在《野保法》二十一條大開後門,允許私自獵捕一般野生動物的例外條件之下,也沒有人會動用私刑、任意為之。

──若果真如此,依照這樣的思維邏輯,豈不是所有相關法律也許亦無存在之必要了嗎?然而真能如此過分的天真和樂觀嗎?

無法保護的保護法,動物與一般資源無異

法律的存在,就是為了提供動物最低限度的保護,即便《野保法》和《動保法》的立法目的不同(前者為維持生態平衡而限制對野生動物的任意獵捕傷害,後者是避免動物受任何肆意虐待或不人道對待),但無論《野保法》或《動保法》的保護範圍和執法可行性來看,現下一般野生動物實際上能受到的法律保護就已經是幾乎使不上力。

除了《野保法》允許在毫無任何監控機制的情況下,自行決斷是否符合例外條件而進行獵捕外,在《野保法》第三十三條和五十條列管範圍之外,一般類野生動物的取得、飼養、繁殖和買賣等,也毫無監控管理可言。

換言之,在現行的法律規範下,絕大多數的一般野生動物與「一般資源」無異,皆可輕易地被用來營利或其他用途而不須經過登記、列管(如宗教放生等),野生動物不但曝露在獵捕之飼養、繁殖和買賣的風險之下,且任何人對一般野生動物的故意虐待或傷害(除了特定保護區內),無論是《野保法》或《動保法》都無法對其採取進一步裁罰。例如任意搗毀騎樓鳥巢而造成幼雛重傷、或戲謔虐殺流浪貓狗以外的無主動物等,皆是「無法」可罰的狀況。

也就是說,任何保育類動物一旦降級為一般類野生動物後,都將面臨四面楚歌的處境,台灣獼猴也不例外,這也是何以此次的降級風波,會引起諸多生態專家學者和野生動物組織大力反對和抨擊的主因。

修法完善再上路,主管機關請審慎為之

主管單位除了應就升/降級保育類動物進行更審慎的評估外,對於《野保法》第十七條看似完善、卻根本窒礙難行的一般野生動物獵捕限制;第二十一條幾乎毫無監控機制可言的獵捕允許;以及一般野生動物各種相關營利、利用和飼養繁殖的動物福利標準規範等等,都應進一步加以限制或修正、訂立。並在現有原住民獵捕例外下,進一步推行獵人執照考核和監控機制,以規範獵人採取人道獵殺方式,避免動物不必要的痛苦。

更重要的是,《動保法》應依據其立法精神,擴大其保護範圍,在流浪貓狗以外,將所有遭人為控制而受虐傷害的動物都列入其中,才能確保除了流浪貓狗以外的無主或野生動物,都能夠受到最低限度的法律保護。

修訂完善的保護規範、策劃可行的衝突解決機制、逐步加強執法能力,並希冀透過完善規範的長期影響,來提昇一般大眾對動物保育保護態度。凡此種種,均唯有透過同時修訂現行《野保法》和《動保法》才能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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