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惠及的公共援助:以詐騙方式獲取支援款,本該屬於員工的停工補助流向了何處?

政府的僱用援助款(日文名「僱用調整助成金」)旨在幫助那些受疫情影響而導致經營狀態惡化,但仍維持僱用並向員工支付停工補貼的企業。儘管政府有近5兆日圓的支出,但大多數的非正式員工並沒有感受到自己從中受益。其中一個原因是,「虛報冒領」的案例數不勝數,即企業將援助款放入自己的口袋裡,而沒有交付給員工。

忍氣吞聲

愛川優子(化名)是一位生活在東京都內的30多歲的單身媽媽,曾在一家主要經營餐飲業的公司工作。她原定於2020年4月從非正式員工晉升為正式員工。然而,隨著疫情的蔓延,同年3月底,她突然被註銷了正式員工僱用證明,還失去了工作,在沒有被告知緣由及獲得任何退休金的情況下就被解雇了。

在她失去工作的一個月後,她碰巧接到了過去公司裡關係較好的同事打來的電話。對方說:「疫情導致工作少了很多,日子很難熬的,你過得怎麼樣?」。當她告訴對方自己已經被解雇時,對方驚訝地說:「怎麼可能?!」

之後,當愛川去看望該同事時,被告知她的名字仍在公司的在職員工名簿上。該同事因為職務上的關係非常熟悉公司內部的情況,愛川通過該同事還獲知,包括「僱用援助款」在內,「公司從政府那裡獲得了各種補貼」。由於該援助款本質上是一種鼓勵企業支付「停工補貼」的制度,因此以企業僱用員工為發放前提。

當愛川還在原來的公司上班時,她的孩子已經上了幼稚園。由於政府的決定,幼稚園於同年2月開始臨時停課,所以她被迫請假在家帶孩子,但她並沒有因此獲得任何停工補貼。換句話說,儘管公司領取了援助款,但在她受雇期間公司不僅沒有支付任何補貼,而且很有可能在將她解雇之後,仍然假裝她還在職而繼續領取援助款。

當愛川女士向一個福祉團體諮詢此事時,對方建議她提起訴訟,至少要求公司支付之前的補貼。但因為她負擔不起律師費而無法邁出這一步,只好忍氣吞聲。

操作考勤簿

前田朋美(化名)是一名非正式員工身分的美容顧問,2020年底她被公司勸退了。當被問及公司為何要對她勸退時,她說:「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因為這件事吧。我覺得考勤表的記錄方式很奇怪,所以隨口問了一句。結果,之後公司對我的態度突然嚴厲起來了。」

2020年4月時,儘管有疫情,但當時美容店依然照常營業,前田也照常上班,可是當月的考勤簿卻記錄「因疫情停業」。雖然薪資照發,但前田對考勤簿的記錄方式十分不解,多次詢問經理這是怎麼回事。進入5月後,她被警告「話那麼多,就不必來了」。到了9月,她就被辭退了。

當企業向國家申請僱用援助款時,考勤簿作為證明雇員實際停工的證明材料,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果考勤記錄與實際情況不符,這意味著什麼呢?

根據會計檢查院(主要負責國家和政府相關機關的財政審查的行政機關——譯注)2020財年的檢查結果,在對全國49家公司進行突襲檢查後發現,有5家公司(占總數的10%)非法領取了總計9673萬日圓的僱用援助款。會計檢查院列舉了3種典型的案例:(1)偽造僱用關係;(2)偽稱支付了停工補貼;以及(3)偽裝停工,但仍舊營業。據此看來,愛川的情況屬於(1)和(2),而前田的情況屬於(3)。


會計檢查院的檢查結果,觸及到騙取僱用援助款的問題(筆者攝影)

背景介紹

至於企業為何要騙取政府的補助金,有些只是想利用國家補貼大賺一筆,性質極其惡劣,而有些則是出於應對業務低迷的救急之策。

株式會社世界航空服務(World Air-Sea Service Co., Ltd.)的原代表董事曾任日本旅行業協會的會長,該公司涉嫌虛報冒領了約1億7750萬日圓的非法援助款。因為作為其主營業務的海外旅行團的銷售額幾乎清零,在2020財年,該公司自成立以來首次陷入經常專案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在調查委員會的中期報告中記載了該公司高層的心裡話,稱「停工一天的補貼相當於幾十萬的銷售額。」

虛報冒領的背後還有一個制度上的「漏洞」。社會保險勞務士的河守勝彥解釋說:「2008年雷曼危機時,領取僱用援助款的標準相當嚴格。然而,此次因顧忌無法及時幫助到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和員工,所以降低了標準。」

例如,作為疫情下的一個特例,為了使每週工作不到20小時且沒有失業保險的零工和臨時工也能受益,這些人也被納入補貼範圍。但因此也造成一個盲點,即可以輕易編造名冊來申請補貼,但河守說,「勞動局不會忽視這一點,一定會進行調查的。」

如果一家公司被發現非法獲取援助款,不僅會被要求償還所領取的金額,還會被罰款,被公佈企業名,甚至可能遭到起訴,從而失去社會公信力。河守強調說:「冒領援助款是不會被容忍的,對企業的生存而言,沒有任何好處。」

「可以在風俗業中賺錢」

在沒有享受到援助款提供的補貼的情況下,愛川突然被解雇。此後1年半,她的處境越來越困難。打零工的話,她最多只能賺到8萬日圓左右的月薪。她的孩子從今年春天開始上小學,需要支出的費用越來越多。母子倆舉步維艱,所以她們總共借了200萬日圓的公共貸款,其中包括由政府提供的緊急小額貸款。

然而,這些錢也幾乎花光了。她說:「可能會在明年4月左右開始還款,但我不知道像我這樣只有做零工收入的單親媽媽能否免於還款。」

讓愛川女士更加鬱悶的是她所在地的區政府的反應。住房保障金(每月約8萬日圓)是對幾乎失業的低收入者提供的房租補貼。為了獲得這項福利,她必須每個月到區政府辦公室報到,向工作人員解釋自己是如何努力地尋找工作,並出示自己的銀行存摺。

工作人員會翻看她的存摺,問道:「這一項不是不必要的開支嗎?」除此之外還會針對很多細節進行詳細地「指導」。有一次,有個工作人員說話簡直讓她懷疑自己的耳朵:「如果你不挑三揀四的話,應該會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你是不想工作吧?去做『風俗業』(指色情行業——譯註)賺錢的女性大有人在嘛。」

目前,疫情已得到平息,要求餐飲業縮短營業時間的限制令也已經解除了,公共職業安定所(Hello Work)提供的工作機會也多了起來。然而,當單親媽媽們前去面試時,經常被告知說,「如果再宣佈緊急事態,孩子的學校會停課,你還是不能去上班,這會讓公司很為難啊」,這讓她們意識到,作為單親媽媽要重新找到工作是非常困難的。


雖然已經解除了緊急事態宣言,但......(時事)

搖搖欲墜的勞動保險核算

一方面,有許多非正式僱用勞動者因無法從僱用援助款中獲益而失去工作;另一方面,負責支出僱用援助款的國家財政也岌岌可危。僱用援助款一直由勞動保險特別帳戶管理,資金來自企業和員工繳納的就業保險費。然而,由於疫情的特別措施,所支付的援助款金額猛增,自2020財年以來的累計總額已逼近5兆日圓。

早在2020財年,參保費已不足以滿足支付,所以動用了過去的儲備金,結果餘額現在幾乎耗盡。在2021財年,財務狀況進一步惡化,從一般會計預算中轉帳是不可避免的。

政府目前正在考慮通過逐步減少支付金額來縮小規模。如果提高參保費難以實現,那2022財年以後也可能還要額外追加稅金。看來要獲得納稅人的理解十分困難。

NPO團體Moyai的大西連理事長回憶道:「即使在雷曼危機之後,也出現了對日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抨擊。當身處危機時,人們會說,『給我們錢,拿出真金白銀來』,但危機過後,人們又會說,『又亂花錢,結果被虛報冒領了吧?』」他還指出,個人往往成為被攻擊的目標。關於僱用援助款涉及到的問題,應該被指責的是那些有不法行為的公司,將矛頭指向處於弱勢地位的員工是選錯了對象。

持田讓二(nippon.com) [作者簡介]

nippon.com主任編輯,主要負責書評和影評。曾在時事社靜岡分社、總社經濟部、倫敦分社當記者,並負責經濟部責任編輯。後供職彭博社, 2019年2月起擔現職。愛好漿板運動(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