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疆之界：風起雲湧的全球事實查核運動

特約記者／何蕙安

過去幾年，「事實查核」（Fact-checking）已經發展為一場跨國性的草根運動。這個仍很年輕的新興專業，因為國情、組織背景等因素，在各國發展出不同的樣貌與影響力，並不斷地衝擊傳統界線。一股吸納多領域專業、追求準確與公正的強勁勢力正在全球蓬勃發展。

美國杜克大學記者實驗室的統計顯示，從2018年2月以來，全球事實查核機構在全球60多個國家裡大幅增加26%至188家。其中以亞洲最為迅猛，一年就增加了13個事實查核機構，當中有六家在印度。於2018年7月31日成立的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也在這波行列之中。

圖1：全球事實查核機構數量的增長情況。來源／美國杜克大學記者實驗室

面對這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助理教授盧卡斯・葛瑞夫（Lucas Graves）試圖透過其得獎論文〈無疆之界：全球事實查核運動的制度性根源地圖〉（Boundaries Not Drawn: Mapping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the global fact-checking movement），探索事實查核運動的現況與現象。

葛瑞夫以各事實查核機構與「新聞業」、「學術界」、與「政治／公民社會」的關聯性繪製模型，試圖呈現全球事實查核運動的類型分佈。該論文日前獲得2019年鮑伯富蘭克林期刊論文獎（The Bob Franklin Journal Article Award），此獎項頒發給貢獻卓越的新聞學研究、新聞實務、數位新聞媒體和技術等研究。

美國事實查核運動發揮政治影響力

美國被認為是事實查核的發源地，至少可追溯至1980年代。2003年，第一個專業事實查核機構FactCheck.org成立於美國賓州大學。FactCheck.org由專業記者領軍，專注於查核政治議題的真偽，當時在美國掀起了一場專業改革運動，改變了當時政治報導常淪為各說各話的局面。

值得關注的是，2014年以前，多數事實查核組織視其工作為「客觀的記者工作」，目標是提供大眾正確訊息，而非改變政治人物行為。但是，葛瑞夫發現，近年來，不少美國事實查核從業者轉而強調其於政治領域的影響力。

他的論文引述一位美國事實查核員說：「從州長到美國參議員，美國的政治家… 因為我們，政治人物正在改變他們的行為。」

查核員 V.S. 新聞記者

同時，隨著全球事實查核運動的興起，過去「事實查核＝記者工作」的概念也逐漸發生變化。很多海外新興的事實查核機構，其負責查核的工作人員並無新聞相關背景。一個2016年的調查顯示，美國90%的查核員有記者背景，但在其他國家，擁有新聞背景的查核員比例不到一半。

「尋求真相的，不只是記者。」其論文引述一位非政府組織（NGO）高層在2015年的全球事實查核峰會中說道。

圖2：全球查核機構分佈。來源／美國杜克大學記者實驗室

儘管如此，根據葛瑞夫的觀察，事實查核的核心仍很大程度與新聞專業緊密相連。數據指出，為數眾多的事實查核員來自各國具有影響力的全國性媒體，包括紙媒與電視廣播媒體，如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法國《世界報》（Le Monde）德國的《明鏡週刊》（ Der Spiegel）、巴西的《O Globo》等。

許多知名的事實查核機構或許與新聞媒體沒有直接連結，但他們是由經驗豐富的資深記者所創立，因此擁有深厚的新聞專業網路，如前述的美國FactCheck.org與南非的Africa Check。

值得留意的是，事實查核機構具有相對較多的反對派觀點。甚至有部分事實查核機構明確揭露其政治屬性，如烏克蘭的StopFake。這個由教授群與記者學校校友創立的組織，開宗明義其使命是「對抗俄羅斯國家宣傳」，揭發親近俄羅斯總統普丁的俄羅斯與烏克蘭內容農場的假照片與虛假新聞。

美國杜克大學記者實驗室（Duke Reporters Lab）指出，特別是在有衝突或戰亂的地區或國家，事實查核組織具有偏袒性。獨立媒體、活動分子與反對黨的界線不清，通常合作對抗國營媒體或其他政體。

不過，比起記者，也有部分事實查核機構更偏好由專業學者查核研究，如印度的FactChecker.in。該組織將查核工作交給政策分析師，記者只負責潤飾報告。

FactChecker.in創辦人Govindraj Ethiraj 本身是資深金融記者，但他建議同行，應聘請有經濟或政策學位的研究者，「記者其實沒有那麼喜歡事實。」他說。

另一個例子是澳洲的Conversation。其事實查核報告皆邀請學者著作，並經過其他研究者盲測，發布時還會再附上另外一位專家的公開評論。Conversation的座右銘是「學術的嚴謹，記者的敏銳」，其版圖已擴至非洲、法國、英國與美國。

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的事實查核機構起源於公民與政治運動，如土耳其的Doğruluk Payı，在 2014年的土耳其反政府運動（Gezi Park）的背景下、為對抗錯誤訊息而誕生。類似的例子還有埃及的Morsi Meter與北愛爾蘭的FactCheckNI。這一型態的組織通常沒有記者參與，由工作人員挺身而出，從事在該區域「記者無法做的事」。部分組織定義自己為活動份子或人權團體。

事實查核機構的共同點：追求準確公平、獨立性、重建新聞可信度

整體而言，這場席捲全球的事實查核運動，儘管各國組織在自身認同、成立宗旨與組織形式有所不同，但也呈現一些共同點：追求準確與公正，致力重建社會對新聞的信任感，強調其獨立性。同時，各組織也在實務上面臨類似的挑戰，如何發展社群媒體策略、應對政治攻擊、欠缺可靠的資訊庫等。

「義大利的新聞行業已經生病了，而事實查核是拯救我們新聞業的良藥。」葛瑞夫的論文引述一名義大利事實查核員，在2014年的全球事實查核峰會上語氣沈重地說。

事實查核方法學的分歧觀點

有意思的是，如進一步比較各機構的實務工作，部分領域也出現重大分歧，例如查核技術。以查核某政治主張真偽為例，一些知名的美國事實查核者強調找到源頭、即與原主張者核實的重要性；但一些查核員認為此舉將「建造難以與其對抗的主觀斜坡」，而且增加政治介入的風險。

對此，葛瑞夫研究的六個事實查核機構中，有兩機構採用找到原始主張者的調查方法；兩個機構表示「有時候」會找原始主張者釐清；但其餘兩個機構則強調完全不考慮找原始主張者。

各家查核機構的報告形式與長度也出現迥異風格：南非的Africa Check要求報告必須於列舉、衡量多位專家意見後，才能做出結論，其報告通常超過千字；英國的Full Fact則偏好簡潔精練的文字，很少在報告內引述專家說法，篇幅僅數百字。

值得一提的是，Full Fact還有一個特色：對於錯誤的論述，他們更傾向私下協商、尋求更正，而非向大眾公開其錯誤。目的是建立其於媒體與立法者間的影響力。

一位東歐NGO高層也認同這種「幕後操作」的作法。他說，「我總不能先打你一拳，然後再遞給你一根香菸。」

最後，對於查核報告是否使用「真實度評定量表」，事實查核界至今也無共識。目前約有八成機構選擇使用量表，以「錯誤」、「部分正確」等不同分級呈現報告結論。2007年在美國創立PolitiFact的杜克大學榮譽教授Bill Adair認為，評定量表讓查核報告更容易被讀者消化。但有些機構認為其缺乏科學性，拒絕使用。如Full Fact與法國的Les Decodeurs，他們曾使用過類似量表，但目前已經停用。

圖3：PolitiFact關於美國總統川普的評比量表Truth-O-Meter，除了「ㄧ半正確」、「大部分錯誤」等，還有「天大謊言」（Pants on fire）的分級。來源：網站擷圖

不過，儘管各事實查核機構爭論不休，但大家基本都同意：權衡之下，「評定量表」可以為其查核報告的發布帶來更大的關注，但也必須冒著過度簡化議題的風險。

參考資料

1) 盧卡斯・葛瑞夫（Lucas Graves）論文〈無疆之界：全球事實查核運動的制度性根源地圖〉（Boundaries Not Drawn: Mapping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the global fact-checking movement）
2) 美國波因特學院(Poynter) 2019年全球事實查核機構數量概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