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王宗偉觀點：轉型正義就只是一根打狗棒嗎？
在台灣歷史書出版品的市場價值向來屬於冷門產品，遠不如吃喝玩樂或是心靈雞湯類產品好賣。但在今年國際書展卻有一本歷史書賣到脫銷，出乎人們的意外。這本書就是探討二戰結束與其後台灣政治地位的變動，對當時台灣人，也就是所謂戰爭世代的意義。由台大台文所的蘇碩斌教授指導的一批碩博士班學生所共同採訪寫作完成的：《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
在導讀頁中該書敘述的是，本書透過九則以真實人物、真實情節構成的故事，分從前線、後方、外圍三個視角，訴說臺灣戰爭世代身處二戰陰影下的生命遭遇，特寫他們的身心狀態與情感邏輯。每個故事皆可獨立閱讀，但也彼此呼應：各篇都將帶讀者回到天皇宣告無條件投降的歷史瞬間，且始終站在渺小個人的角度刻劃戰爭帶來的苦痛離散、機會夢想。但就未討論個人在宗主國日本的戰爭機器中所扮演角色，以及應該連帶負起什麼責任。
與這個主題類似，剛好也在同一個類似的敘事場景中，也同樣在書展現場辦過新書發表會的是另一本歷史書，探討同一場戰爭收場時的日本人。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歷史系與國際及區域研究系助理教授華樂瑞，所寫的《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
《當帝國回到家》一書中描述的整個大日本帝國海外拓殖時期，因為波次坦宣言而喪失其在海外地區居住與財產權利的數百萬日本人，從亞洲與大洋洲各地被遣送回到日本時的劇烈震盪與衝擊。尤其在亞洲大陸的東北方這些原本帝國的臣民，在戰敗亡國的慘禍降臨時，很多人就必須要以生命或自由來償付太陽帝國在當地十幾年來的欠債。一如在滿州的北滿開拓團民，以及被押送西伯利亞勞改的前關東軍，合計上百萬人。等待他們的是以各種不同理由要報復殺害奴役他們，慢慢折磨他們到死的敵人，以及未知的前途。
兩本和二戰戰後相關的書籍《終戰那一天》和《當帝國回到家》。
《當帝國回到家》一書中描述一個很心折的場景，當戰前海外拓殖民中的倖存者歷經九死一生，戰後終於回到日本時，他們卻受到日本社會的強烈歧視，另一種性質的痛苦才剛開始。除了他們來自衛生條件很差的前殖民地，可能帶回日本本土已經絕跡的各種傳染病菌以外。女性的身體可能遭遇過外族的玷汙，可能會生下來路不明的孩子。男性的思想可能因為被俘虜過而接受敵人-主要是共產黨的洗腦，成為當代日本社會秩序的顛覆者。而更為荒謬的是，身居本土的日本國民居然這時還能義正詞嚴的斥責他們，就是因為現在被遣返回國的這些前拓殖者，過去做為已經滅亡的太陽帝國佈國威於萬頃波濤的馬前卒，所以是軍國主義者的幫兇，應該為日本戰敗被佔領痛苦的現況連帶負責。
「假如不是當初你們出國去侵略別人的國家，我們現在會遭受到戰敗亡國的慘禍嗎？」這成為戰後本土國民理直氣壯歧視引揚者歸國，並且拒絕他們再社會化的充分藉口。
日本社會如何看到前拓殖者作為侵略者工具的一面，導致這些引揚者後來發生了許多重返日本本土社會生活時的阻礙痛苦，甚至是人倫悲劇，十分令人心酸。但這卻也至少代表著日本作為發動二戰侵略鄰國的軸心國之一，戰後社會的主流意見，對引發戰爭的責任者所進行的追究，相較於另一個戰爭元兇德國雖然要輕很多，卻也並非毫無任何反思。
相對於日本社會在如何殘酷對待參與帝國時期海外擴張者，當他們戰後亡命回國時所引發的強烈內部張力，有趣的現象則發生在帝國的前殖民地台灣。筆者讀完了「終戰那一天」以後，沒有發現其中有紀錄到任何台灣人做為帝國臣民的一員，而進入大東亞戰爭的軍部體制內成為戰爭參予者，當時對於自己作為大日本帝國戰爭機器的一分子有過任何道德上的質疑，戰後也沒有對此有任何幫凶意義上的反思。筆者在新書發表會後當面就教於蘇碩斌教授，蘇老師的回答也認為如此，被訪談者極少表達他們對這場戰爭的相牽連責任與反省。在戰爭世代的訪談生命經驗中，即使有人戰後被以戰犯罪名受審，仍然找不到有隨皇軍征伐的台灣人衷心認為，自己應該為大日本帝國發動與進行戰爭的罪行負責，但這罪行卻是罄竹難書的。
大日本帝國在侵略戰爭過程中對被占領區的平民與俘虜，向來是充滿各種極度殘忍暴行，這並非只是發生在南京大屠殺或滿州的731部隊。在珍珠港事變後日軍對東南亞各地侵略的過程中，對平民與俘虜所犯下極端殘酷的大屠殺等級戰爭罪行，目前廣為世人所知的，就至少有巴丹死亡行軍、新加坡-馬來亞大屠殺與馬尼拉大屠殺。
被摧毀的馬尼拉城，1945年5月。（維基百科）
當然很多台籍的當年隨皇軍征戰的人員會認為，他們在大東亞戰爭中只是被迫與奉命行事。可是假如按照漢娜鄂蘭檢討納粹的理論，有所謂的「邪惡平庸」的看法。那麼用於在戰時服役於日軍的台灣人，從屬於日軍的戰爭機器，因為參加大東亞戰爭而獲得好處。於是他們為侵略東南亞的日軍提供協助與便利，因此在談論他們應該為這幾場發生在東南亞大屠殺的連帶責任上，並不應該徹底被遺忘，而必須有所追究。但從來沒有台灣人從這個角度去思考，歷史上為日本帝國戰爭機器服務的台籍人員，所應該承受的戰爭責任與道義反思。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事實上都因為戰後立即被認為是戰勝國中華民國的國民，再也不需要承受這份後來對軸心國一方-德國乃至於是參與海外侵略的日本人，都必須至少在道義上在戰後要承受的戰爭責任。
到這裡或許各位讀者都應該獲得一個結論，台灣在二戰中作為軸心國的一員，是一個在歷史現象的解釋上，可以逸脫於漢娜鄂蘭檢討戰爭罪行時，所謂的「邪惡平庸」奉命行事之理論的神奇寶地。但如果看轉型正義最近這兩年強力發聲的看法，又可以發現明顯不是這樣。
在台灣現在有許多人強烈主張台灣人不但在戰後不是中國人，而是仍舊為一批身分極特殊，也不需要承擔日本帝國戰爭責任的日本人。而且反而是二戰後幫助大多數台灣協助軸心國一方進行戰爭相關人員，因為立即成為戰勝國國民，而就此脫免戰爭責任的中華民國，現在倒還必須承擔其長期迫害台灣人的責任。
在當代的台灣，真以為漢娜鄂蘭的思想過門而不入的話，你就大錯特錯了。
新一個檢討公務員服從國家下令所犯下罪行時，所謂的「邪惡平庸」政治理論的範本，是針對在1989年當警察時服從命令，負責抓捕鄭南榕時的侯友宜。這個說法也獲得現在行政院長賴清德的認可，因此成為官方背書的結論。
在這裡姑且不談1989年當時在斗室內儲存大量易燃物與汽油的鄭南榕，在表達政治訴求的過程中，把他鄰居的生命財產視為何物。現在已經有很多腦筋清醒的台灣人，一聽到這個指控就立即反應過來，假如一個執行命令的基層公務員要負起的「邪惡平庸」理論的責任，那麼此事件發生當時，那位中華民國的總統作為整個政治體制的領袖，他又應該負起什麼責任？
真要照德國二戰後的轉型正義來，即使是在希特勒死後只當了一星期納粹德國的第二任元首，最後只能負責與盟軍商量投降事宜且簽定降書外，基本上這一周之內就沒其他事情可以做的卡爾鄧尼茲，戰後的紐倫堡大審也未曾放過他。要知道在二戰爆發時鄧尼茲就只是個上校，談不上對戰爭的發動有任何影響力。戰爭期間他做到德國海軍總司令，海軍的業務跟屠殺平民與俘虜的罪行幾乎都沾不上邊，結果戰後鄧尼茲也都還得在西德坐牢十幾年才放出來。反而在台式轉型正義面前當年的元首水波不興完全沒事，現在專找一個只負責聽命辦事小官的碴。這種邏輯怎麼可能要從今而起世世代代的台灣人民相信，轉型正義不就是政治鬥爭呢？
1945年，希特勒於元首地堡接見鄧尼茲。（Bundesarchiv, Bild 183-V00538-3 / CC-BY-SA 3.0）維基百科
用「邪惡平庸」理論指責侯友宜要對鄭南榕負起責任的台派英雄豪傑，對這位帶領台灣民主化的前總統在1989年當時的作為，從未置一詞片語。不過大概可以猜想得到，漢娜鄂蘭這時就一邊涼快去了。台派人士會使用的話術大約是這位總統當時權力未穩，因此抓捕鄭南榕的問題上，必須受到國民黨官僚的綁架而無從置喙之類的脫身理論，正如同戰後美日如何為昭和天皇在戰爭中的責任脫免所用的遁詞一樣。
這種隨時可以隨周遭環境變色的轉型正義，抓住體制中的某些人不依不饒時有一個說法，放掉內部的另一批人就當沒事時又有一個說法。轉型正義這支打狗棒隨著當權者愛台灣的政治需要，隨時可以伸縮自如。漢娜鄂蘭德國式「邪惡平庸」理論並非真的在台灣過門不入，主要是要用來對付那些已經被指控定性為不愛台灣的人。至於對待愛台灣的人就可以使用日本式的標準，他們從不需要為任何罪行負責。
因此同樣是奉命行事的公務員，大日本帝國與前台籍日軍不用負起任何戰爭責任，中華民國與侯友宜要沒完沒了地為過去的暴政負責，在任何情況下李登輝都是對的。2010年代後期的台式轉型正義本質上是一間看人出菜的餐廳，給愛台灣的人吃日本料理，不愛台灣的人吃德國豬腳，且在轉換之間還沒有任何不自在。
漢娜鄂蘭地下有知了解到他的理論現在台灣被當成政治鬥爭中的打狗棒來用，不知道又做何感想。只不過如果當政者與其政治盟友，過去幾年來一直沉陷在把轉型正義當成打狗棒的詭異遊戲中，在內外局勢如此嚴峻下的台灣，真的不會使我們淪為丐幫島嗎？ 還要這樣年復一年繼續內耗下去嗎？這才是最值得全台灣人民深思的問題。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律師考試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