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來鴻: 達賴喇嘛的二哥應該懊悔嗎?—CIA與西藏人的合作

(瑞典)茉莉
風傳媒

就像是由一個接一個的糟糕的事件連接起來的,西藏的當代歷史令人悲哀。當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撰寫他的自傳《噶倫堡的麵條商:西藏抗爭中我不曾講述的往事》時,面對當代西藏一連串慘痛失敗的史實,身為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他心中充滿懊喪、痛苦與無奈。

 英國哲學家伯林說:「歷史沒有歌詞。」即歷史沒有必然性,充滿了意想不到的偶然。但人們也知道,歷史是人類為未來而儲備的經驗,真實是歷史的最高主題。無論如何慘敗,人們需要追索歷史,探究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從真實的歷史經驗中去獲得真知。

出版回憶錄提供證詞尋求解答

2015年四月,這位歷經滄桑的老人出版了這部英文回憶錄。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嘉樂頓珠先生寫出他守了多年的秘密,從自己獨特的角度,為西藏歷史提供了一份個人的證言。這本書讓世人不只看到大漢族勝利者的「豐碑」,也看到一個弱勢民族所遭受的集體磨難,看到在屠刀下不甘屈服的人們為自由所做的抗爭。

嘉樂頓珠先生力圖從蕪雜的史料中理清頭緒,詮釋過去,用以理解和指導現在。他不斷地向自己提出問題:如果當初我們沒有這樣做或者那樣做,今天西藏人的處境是否會好一點?與嘉樂頓珠合作撰寫這本書的美國教授石文安博士,在新書發佈會上介紹了這本書的始末。

書中的一個被媒體渲染的重大內容是:西藏流亡政府曾周旋於中共、美國、印度、臺灣等多個政府之間,尋求支持,結果不斷被出賣。嘉樂頓珠更後悔當年接受美國中情局的軍事援助,因為這使藏人遭受了更大損失,失去了許多向藏人提供自治權利的對話機會。

 我感到困惑。嘉樂頓珠先生在書中所作出的一些反思和論斷,例如他對美國的指責,懊悔自己與美國中情局合作等說法,顯然存在著一些嚴重的認識誤區,需要有人坦率地指出來。

扮演兩個不同的歷史關鍵角色

在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家族裡,嘉樂頓珠是一位身份特殊的複雜的政治人物。他政治專業出身並能說一口流利漢語,直接介入並引導了西藏歷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可以說,沒有嘉樂頓珠,半個多世紀的西藏歷史也許是另一種寫法。  

在嘉樂頓珠的前半生,他努力在國際上尋求支持者以抵抗中共,發展西藏抗暴事業。而在他的後半生,他致力於推動中共和達賴喇嘛的談判,成為達蘭薩拉和北京之間的聯絡人,在漢藏接觸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出生于1928年的嘉樂頓珠先生,從少年時起在南京接受國民黨的反共教育。1950年西藏淪陷後,噶廈政府被迫與中共合作,嘉樂頓珠卻逃往印度,聲稱:「我不能充當合作者而背叛我的人民、背叛我的良心。」他開始在海外推動西藏抗暴運動,尋求國際力量的幫助,以拯救危難中的西藏。這個時期,他成為謀求西藏獨立的骨幹力量。

1950年中國軍隊進入西藏。(新華網)
1950年中國軍隊進入西藏。(新華網)

1950年中國軍隊進入西藏。(新華網)

1954年,嘉樂頓珠在印度噶倫堡建立「西藏自由同盟」,開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臺灣當局聯繫。從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期,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嘉樂頓珠合作,訓練藏族反抗戰士。這些藏族戰士在受訓後,會搭乘飛機,攜帶武器、無線電等,使用降落傘回到西藏。

1959年,達賴喇嘛成功出逃到印度,途中也獲得嘉樂頓珠及其美國中情局的協助。那些年,嘉樂頓珠在國際上尋求支持有關西藏地位的討論,並獲得成果,例如1959年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1353號決議,其中提及尊重西藏的人權、文化和宗教。但美國中情局在訓練了幾百名藏族抗暴戰士之後,于1969年終止了援助。

1959年,喬裝成農民的達賴喇嘛在中情局訓練的特務人員的陪同下逃往印度。(中新網)
1959年,喬裝成農民的達賴喇嘛在中情局訓練的特務人員的陪同下逃往印度。(中新網)

1959年,喬裝成農民的達賴喇嘛在中情局訓練的特務人員的陪同下逃往印度。(中新網)

七十年代末,毛澤東去世,中國文化革命結束,嘉樂頓珠先生開始扮演他生平第二個重要的政治角色,成為達賴喇嘛與北京之間的連絡人。他於1979年在北京會見鄧小平,重新開啟漢藏高層的接觸,建立對話管道。而後嘉樂頓珠頻繁赴京,曾促成達蘭薩拉派出三批訪問團到達西藏,並與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胡錦濤等建立聯繫,交換意見。

嘉樂頓珠的認識誤區何在?

儘管嘉樂頓珠一生扮演了兩個方向截然相反的角色,但我們可以理解,為了弱小民族的救亡圖存,他努力在東西方列強碰撞的隙縫裡尋找機會,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值得尊敬,但是,他在認識上卻存在不少錯誤。

鄧小平在1979年會見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百度百科)
鄧小平在1979年會見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百度百科)

鄧小平在1979年會見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百度百科)

首先是嘉樂頓珠對美國的認識有誤。在回憶錄中,嘉樂頓珠表示他後悔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援助,指責美國為自己利益只是想挑起矛盾。他最痛心疾首的一點是,美國並未像藏人想像的那樣無私支援,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後來中止了援助,背叛了西藏人。嘉樂頓珠還談到美國提供的武器過於陳舊,通過空投藏人進西藏打遊擊,美國人獲取了不少情報。

這種抱怨不是沒有道理,美國確實有不夠仗義的地方。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國際關係的本質就是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當嘉樂頓珠為了西藏人的利益與美國合作,美國人也有自己的利益。那是冷戰時期,為了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美國不願原本自由的西藏被赤化,因此才與西藏進行訓練遊擊隊的合作。

後來尼克森上臺決定聯華抗蘇。為了改善中美關係,中情局終止了援助。在美國人看來這也很沒什麼錯,因為這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所在。後來美國放棄南越,也與他們和中國建交有關。更何況,其時美國中情局援助西藏抗暴戰士已經十幾年,沒有看到效果,也看不到未來成功的可能性。

嘉樂頓珠先生因此憤憤不平,感覺到自己被美國背叛和拋棄了,這只能說明老一輩西藏精英的天真,他們對國際政治複雜詭譎的關係認識不足,誤以為美國會為了西藏犧牲自己的利益。

其次,嘉樂頓珠先生沒有看到,他當年與美國合作是一個必然事件,當時藏人並沒有更多的選擇。五十年代「紅漢人」勢如破竹地佔領西藏,一張「十七條協議」如同一紙空文,藏人完全沒有招架之力。就像被圍獵的無助羔羊,沒有資本與狼虎般的佔領者討價還價,只能轉向其他方面求助。

1959年4月15日,兩萬多名拉薩市民舉行了堅決要求徹底平息叛亂的示威遊行。
1959年4月15日,兩萬多名拉薩市民舉行了堅決要求徹底平息叛亂的示威遊行。

1959年4月15日,兩萬多名拉薩市民舉行了堅決要求徹底平息叛亂的示威遊行。

這是很正常的國際博弈。不管後來結果如何,西藏人作為弱小的一方,借助國際上更強大的力量——美國,以對抗直接壓迫自己的強權——中國,這個選擇自然而且合理,即使後來失敗也沒有什麼值得懊悔的。

我聽說一些當年接受過美國訓練的藏族戰士對此毫不後悔。那些後來定居於印度、尼泊爾的老戰士,在垂暮之年接受臺灣記者林照真和達瓦才仁的採訪,都一致認為,為了拯救西藏接受中情局的援助是對的,只是抱怨美國的援助太少了。

再次,嘉樂頓珠先生說:「與中情局接觸使更多藏人遭中共屠殺。」這種說法是不太有事實依據。據已故的第十世班禪喇嘛所總結的情況,中共對藏人的屠殺主要發生在1959年藏人起義之後,那時有幾十萬藏人被抓捕,被迫害至死,更多的藏人餓死於六十年代的大饑荒中。總而言之,即使流亡藏人當初沒有和美國中情局合作,中共也不會因此少殺一個藏人。

 誇大中情局作用,錯誤推斷歷史

西方學者卡爾·波普曰:「有時,對歷史真相的解釋,比對歷史真相的發現離歷史本身還要遠。因為解釋歷史的權威們,總難免犯這樣一個錯誤:為著自己的理論來解釋歷史。」嘉樂頓珠先生在解釋西藏歷史事件時,也犯了類似的錯誤:按照自己的願望來評斷歷史。

一直盼望中藏能夠再度對話,嘉樂頓珠先生在回憶歷史時,為中藏之間目前的僵局創造了一個解釋,說:由於藏人過去信任美國中情局,為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之間製造了不必要的敵意與衝突。因為此舉激怒了中共,導致達賴喇嘛與北京的互信嚴重受損,失去了許多對話機會。嘉樂頓珠還說:跟中情局的關係使得中國徹底摧毀了西藏文化。

歷史從來就是這樣,無所損失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人們的任何一種選擇都可能帶來某個方面的損失。但是,和美國中情局合作真的使藏人喪失與北京談判的機會嗎?沒有中情局介入漢藏之間就有互信嗎?西藏文化是因為與中情局合作而被摧毀的嗎?

1961年藏族抵抗軍四水六嶺在訓練。(百度)
1961年藏族抵抗軍四水六嶺在訓練。(百度)

1961年藏族抵抗軍四水六嶺在訓練。(百度)

嘉樂頓珠先生過於誇大了美國中情局的作用及影響。不管中情局是否介入,中共從一開始就沒有信任過西藏人,1951年與藏人簽訂的《十七條協定》只是緩兵之計,事後證明是一個騙局。到目前為止,西藏文化並沒有被徹底摧毀,它受到了巨大的破壞,面臨著極大的危機,但不能說它已經被徹底摧毀了。

中共長期以來破壞西藏文化,與大漢族專制政權消滅傳統藏人社會、將之同質化的目標有關,與美國中情局毫無關係。早在1912年,大漢族主義者孫中山就在《國民黨宣言》中提出「勵行種族同化」。後來中共雖然不明說「同化」,卻一直在強行灌輸共產黨意識形態,以取代西藏傳統的佛教文化。而美國既無對西藏的領土要求,也沒有毛澤東那在西藏推行「一片紅」的雄心。

1946年,蔣介石夫婦與出席國民大會的西藏代表合影。前右一為嘉樂頓珠。(新浪網)
1946年,蔣介石夫婦與出席國民大會的西藏代表合影。前右一為嘉樂頓珠。(新浪網)

1946年,蔣介石夫婦與出席國民大會的西藏代表合影。前右一為嘉樂頓珠。(新浪網)

是否對話取決於中共國際利益需要

把當今西藏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與美國中情局合作,嘉樂頓珠先生在認識上陷入迷途。他對西藏失敗的歷史刻骨銘心,但創痛的情感無助於更多地認識真相。為了尋求真知,我們除了需要歷史感,還需要有廣闊的眼光,要能縱橫上下時空去比較。

當嘉樂頓珠先生一廂情願地說,與中情局合作使藏人失去了許多與中共對話的機會,他的潛臺詞是:西藏和中國原本是有很多對話機會的。在經歷了一切失敗之後,嘉樂頓珠先生現在似乎認為:依靠國際社會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西藏人可以憑自己的努力去與中共談判。

這是嘉樂頓珠先生所有認識誤區中最嚴重的一點。筆者長期跟蹤漢藏談判,發現自八十年代以來,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共的接觸及其對話,無不與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英國法學博士、原天安門學生邵江和筆者討論,他也認為,西藏人每次獲得談判機會,都由於中共在國際上有其利益需要。

例如,七十年代末中藏之間恢復接觸與談判,鄧小平會見嘉樂頓珠,甚至邀請達賴喇嘛回中國。一般認為,那是文革後中共改革的大趨勢,表現了鄧小平的開明作風,也是胡耀邦等中共領導人對西藏人的善意。但我們要看到,在這個背後更深的原因是,鄧小平從華國鋒手裡奪取權力後,需要站穩腳跟,要搞改革開放,急需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文革後中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需要大量引起外資發展經濟。於是,中共領導人就在西方人關心的西藏問題上展現出溫和姿態。

第二次中藏重開談判是在2002年9月,這次完全是西方施壓的結果。在此之前,中共由於六四屠殺遭到西方的經濟制裁,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當時中共當局亟需對外開放發展經濟,因為只有經濟發展才能獲得政權的合法性。他們努力爭取重回國際社會,但中國在1993年申辦奧運輸給了悉尼,直到2001年才成功申辦到2008年的奧運舉辦權。

於是中藏談判再次成為熱門話題。表面上看起來,是嘉樂頓珠先生再次出山前往北京敲開談判大門,實際上,是因為中共需要在奧運前向世界釋放其和諧的「善意」。自2002年開始的中藏談判進行了九次,直到2008年11月,中方在會談中展現強硬態度,達賴喇嘛表示深切失望。這次談判中斷的時間,正是中國奧運盛會結束,西方各國元首、政要都已出席捧場之後。此時,中共已經大獲成功,不需要再上演「中藏談判秀」了。

過去的求援沒有丟到雅魯藏布江去

由此可見,過去中共與藏人談判,主要是國際社會的推動作用。現在中共不肯談判了,是因為腰杆已硬的他們不再在乎國際壓力。如果將此歸咎於和美國合作,這對美國也是不公平的。

至今為止,美國是對西藏支持最多的國家。當今西藏問題在國際上有這麼大的聲勢,美國在其中起了最大的作用。尤其是美國國會敢於介入西藏問題,歷屆總統都有接見達賴喇嘛,都過問西藏局勢表示關注。在經濟方面,美國對西藏的資助也比較多。美國還創辦了幾家藏語電臺,這都是一些具體可行的支持西藏的措施。

在敦促中共與達賴喇嘛談判方面,美國也不遺餘力。前面提到在九十年代中斷的漢藏談判,到2002年開始恢復,那次主要就是美國推動的。在江澤民任職內的最後一年,布希總統邀請他訪問美國,去布希家的農場做客。期間小布希施展外交手腕,敦促江澤民與西藏人好好談判。

美國政府之所以要這樣支持西藏,因為決定總統立場的是美國的民意。正是民主社會中的民意基礎決定了政府的價值取向。美國人民對西藏的同情與關注,源于西方悠久的人道主義傳統,以及維護正義、幫助弱小和捍衛人權的原則。筆者曾參與過的國際支持西藏運動,可以說是一個來自民間的草根運動。

嘉樂頓珠和他的自傳《噶倫堡的麵條商:西藏抗爭中我不曾講述的往事》。
嘉樂頓珠和他的自傳《噶倫堡的麵條商:西藏抗爭中我不曾講述的往事》。

嘉樂頓珠和他的自傳《噶倫堡的麵條商:西藏抗爭中我不曾講述的往事》。

因此,嘉樂頓珠先生當年求助各國的努力,並沒有都丟到雅魯藏布江去。大半個世紀以來,流亡藏人在國際上奔走呼號,已經引起廣泛的關注。一百年前被大漢族強行「共和」的其他民族,如蒙古族、滿族,都已默默地被同化,失去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傳統。而西藏人卻因為流亡,其聲音被世界聽見,使藏傳佛教以及文化得以在世界廣泛傳播。

因此,即使目前中藏談判停滯,嘉樂頓珠先生也不要認為這是自己過去選擇的錯誤,因此一味認錯,一心去與虎謀皮。這不是西藏人的錯,而是時代潮流所致,是大漢族強權過於強大的緣故。

在歷史巨大的吊詭陰影下,西藏人背負著沉重的悲劇性的大山,在爭取民族自主的道路上們踉蹌前行。按照伯林的看法,人類的同情心是解決人類問題的關鍵。作為弱小民族,西藏人不能總是從一個強權轉向依靠另一個強權,而是應該找到自己的著力點,繼續爭取各國民間社會的理解和同情,在民間公民社會的力量支持下,去爭取西藏的未來。

*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本文原載香港《太平洋月刊》,萬維讀者網瑞典茉莉博客,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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