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區日記:懦弱與憤怒(上)

(曉宇/牛津政治學博士、作家)
旺報

交通停止後,我督促安娜聯繫大使館。她是英德雙國籍,我希望她把孩子帶出去。一開始,她沒當作急事,登記了信息。她異常鎮定,比我們逆來順受,說,沒關係,從十二月逃到現在,我已視作常態。半年前我們從英國搬去澳大利亞。年底,受山火威脅,閉在家中,外面是濃煙。一月初,回到武漢,又一次經歷口罩脫銷。她按部就班地在延長禁閉裡的生活。

延長禁閉裡的生活

先是美國撤僑消息,包機。後是法國撤僑,包車,到長沙。安娜說,怎麼落後法國人。她給德國大使館追去幾封信,又聯繫英國使館。德國人說,我們正在密切的溝通中。英國人說,我們暫無撤僑的計畫。此後,「密切的溝通」成了日常的笑話,代指語焉不詳的阻力和困難。

安娜的焦慮始於大年初二,一月二十六日,廣西兩歲的小孩確診。我們的孩子還沒到三歲。此前,我們口中說,不會傳染小孩,給心裡安慰,誰都不敢確信。病毒終究打破了年齡的界限。安娜的父母在德國,他們不眠,每日電話和郵件。

英國啟動了撤僑的計畫,安娜打電話,錄入身分信息和聯繫方式。她說,我把你的信息寫進去了,他們說家人可以一起走。我說,安娜,如果你們能走,我會留下來。我父母,姥姥,還在。年輕人最有可能扛過病毒,我要留下來,直到封鎖結束。安娜說,我能理解。家裡開始一場無休止的討論。父親說,能走一個是一個。你留下來,能幹什麼。我說,我要蹭長假期。母親問,你留下來到底有什麼目的。父親答,他不想被人說是逃兵。我說,難得休息一陣,你們成人之美吧。

我們擔心飛機上交叉感染,落地後的兩周隔離。安娜說,從澳大利亞到武漢,在家一個多月。從武漢封城算起,快一星期。回去再隔離兩周,孩子會瘋的。他那麼討厭醫院。安娜每想到此,情緒激動,信仰也無法安撫。她說,起初我想,這些遭遇不是針對我,不止我一人,現在我越來覺得,可能就是對我。每一次看似不理智的恐慌,到了最後,被證實是合情合理。

如果我們早點知情

我說,你別急,不是你能改變的,你一直冷靜,要穩住。

她說,你不能教人不急,我能撐得住一時,可不能一直這樣撐下去。如果我們早點知情,早點離開,完全可以避免這一切。現在說這些都為時已晚。我厭惡這樣的懦弱,我的懦弱,公眾的懦弱,所有人的懦弱。如果我這次撐到最後,全是憑藉憤怒。

我說,我不覺得這裡誰是懦弱的。你看,大家努力繼續生活,醫生和護士在前線。要是我們都留下,我也不會太擔心。

她說,我不是指的這些。是我們在危機中的恐慌,失去邏輯,扔掉理智。你為什麼不去看看國際上武漢肺炎的報導。

我一直沒有接觸境外新聞。這和以往對待事件的態度截然相反。可能是每日信息過載,可能是身處暴風眼,覺得沒必要。我甚至不知從哪天起,武漢成為國際焦點。我開始在早上閱讀國外報導,憋的一口氣,不比晚上看國內新聞少。

報導像是在寫天譴

不像是寫一場災難,而是寫一場天譴:病毒是飲食習慣和政治文化的報應。撤僑的討論,質疑為什麼有人去武漢,希望回來的人被隔絕得遠一點,久一點,以免舉國之災。當局放棄快速檢測和居家隔離,對歸國者強制隔離,限制外人入境,安撫公眾的情緒。

我明白了安娜所說的懦弱。我擔心,即便安全離開,孩子也要因為身分,受到不明的敵意和排斥。有那麼一刻,我心裡說,還不如留下來算了,但即刻又放棄了這個賭氣的念頭。

母親說,我們生活在其中,反而沒有那麼的緊張。死亡離我們更近,認識的人確診,疑似,但沒人談起死亡時,覺得它會立刻臨到自己頭上。我們緊張時,想的盡是,家裡誰感染了,朋友誰感染了,怎麼辦。即便感染,想到的也是,壞了,親人和朋友要怎麼辦,接觸的那些人呢。疫區外的人,擔心的死亡,盡是直撲自己來的。彷彿只有這樣,恐懼才是真切的。我們和所有人一樣,讀到個體故事,但在家人面前從來不提,不是否認那些絕望的經歷,而是它們離我們近。

英德堅持保全家庭原則

撤僑安排,一波三折。一月二十八日,德國派軍機來的請求被拒。完了,安娜說,德國人不會來了。她再去聯繫英國,發現名字被錄錯了。對方很禮貌地表示歉意,再次錄入信息。連著兩天,安娜掛在嘴邊的話是,法國人居然做到了。她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兩個祖國落後了鄰國。她終日在房間裡打電話,發郵件,不放過一條小道消息。她的父母儼然是生活在中國的時區了。

終於,一家人看《別告訴她》時,坐在椅子上的安娜突然立起,我們等她的宣告。

德國人要來了,她說,但是,我們要被強制隔離兩周。麻煩不止於此,離開的人要醫學檢查,有症狀則不能走。沒有說孩子和家眷可否同行。英國撤僑飛機想在二十九號起飛,在機場被困兩天,爭論的焦點是孩子與家屬問題。中方不放行凡是有中國國籍的人,英國德國堅持保全家庭的原則。我對父母說,你看,白討論了這麼久,國人本來就是走不掉的。

你可能還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