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區日記:懦弱與憤怒(下)

(曉宇/牛津政治學博士、作家)
旺報

母親把大人的口罩改成兒童用,向內折,用線縫上。父親找開車去機場的上報機構。安娜不情願地簽下了強制隔離的同意書。我為隔離期間準備兒童電影。在此之前,我們竭盡全力,守住不看電視的原則。編織室內活動,熬過白天。

狗與小孩最難理解禁足的理由,他們尤為無聊和煩躁。孩子的詞彙日益見長,在澳洲學會「大火」,在武漢學會了「咳嗽」和「口罩」。他驚奇地發現,我們在為出行準備大量日常限額的餅乾和電影。我說,這是中國新年,還沒有過完。

防爆檢測改體溫測試

德國飛機臨時提前一天,要八點前到機場。安娜早上起來,廚房放《圖蘭朵》(台譯《杜蘭朵》)。我說,需要這麼煽情嗎。她說,這會是漫長的戰役。一月的最後一個夜晚,我們出發。紅綠燈遇到飆車的摩托。兩輛車,一左一右,在空曠的大路上疾馳。這周,交警日夜不息地追捕飆車黨,證明交通秩序未因疫情坍塌。手持名單的檢查員在機場收費站,確認後再過軍隊的崗。門口的防爆檢測變成了體溫測試。出發大廳裡有韓國人,印度人,孟加拉人,斯里蘭卡人,土耳其人,德國人。我多天沒見過這麼多的人。

韓國人最多,他們占住空閒的服務台,做乘客登記。三名德國官員出現了,穿橙色馬甲。他們先打探了南航空無一人的服務台,但認為即便是非常時刻的占用還是不妥。消失了十分鐘後,他們不知從哪裡,弄來一張中式的木桌,兩把椅子。從包裡,掏出德國國旗放在桌角,開始登記。多虧英國人前面的拉鋸,孩子家屬今天都可以上飛機。我們心中卸下一塊石。

沒有人知道要等多久,飛機有沒有停在玻璃的另一端。體檢不過的人,被全身防護服的醫生領到門口的救護車。時間從八點到了十一點,孩子在機場跑乏,也不願再戴口罩。我把他抱到車上睡覺,遠離機場人群。他非讓我抱他在前座睡。過了午夜,我的手臂麻了,也困得睡去,直到手機響起。三點半,沒有一點進展。機場冷颼颼的。起初防護嚴密的人群,這時候被擊垮,他們摘下口罩和手套,敞開地吃零食和泡麵。又這樣過了兩個小時,安娜說,再這樣待下去,健康人也要生出病來。

韓國人走了,然後是孟加拉人,最後只剩下德國人和土耳其人。我們把行李登記,開始排隊體檢。

你要去把他抱出來了,我說。

最終還是冷靜了

外面已不是徹底的黑,天空開始出現輪廓。安娜懷中的他,穿著紅色的襖子,像一團火,睜開眼睛說,回家,爺爺奶奶家。我們沒人搭話。我說,我這次不陪你和媽媽了,要是媽媽不讓你看佩奇,你打電話給我。他說,一起走。我對安娜說,你沒給他打預防針嗎。安娜說,行事匆忙,沒顧得上。

我們沒有過多的告別,兩天沒怎麼休息,口乾舌燥,頭昏腦脹。我對安娜說,你最終還是冷靜了,你還一直克制對中方的批評。她說,你們自己人說得夠多了。我說,說不定我們下周解除封禁,比你出來的還快些。她說,那我會怒得出離。你好好睡覺,明天可以睡到十點醒了。我說,行了,你們走吧。

他們消失在白色和黃色防護服的身影裡。

像是完成了一件使命

回家,太陽起了。我把口罩丟在垃圾桶,衣服扔進洗衣機,沖澡,兩遍肥皂。我全身疲乏,但又十分清醒。換上衣服,像是完成了一件談不上喜憂和勝敗的使命。房間空了,小床和大床的被子整齊疊在床尾。夜燈還在電插板上。枕頭上有安娜的頭髮,她又忘了眼霜。屋子裡有洗髮水和嬰兒潤膚露的氣息,不久它們又會消失在消毒水的味道裡。樓下,玩具散落在客廳,桌上還有沒完成的拼圖和折紙。晨光應該到了進門的樓梯。在不能出門的日子裡,我們允許他拿粉筆,在門口畫畫,打發時間,對抗無聊。牆壁地磚樓梯上,留下五顏六色。他專注地給台階上色,描線,先是紅色,覆上綠色,再蓋上紫色,周而復始,直到太陽落山,我們喊他上樓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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