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區日記:走出武漢(下)

(曉宇/牛津政治學博士、作家)
旺報

人不能重複地,寬容同件事和同個人。它會被作為道德的要求,施德者的品質。比起復仇,它是終結鬥爭和重回和平的姿態。在事件宣告結束時,寬容被當作是理應的情緒搭配。

我們在法庭上聽到被害人母親原諒凶手的那一刻,無疑感到了終結的釋然,人的「走出」和昇華,完美的句號。要是母親喊出,你們判你們的,我絕不原諒。我們充分理解她情緒的同時,又會對她的「走不出來」的餘生,作出憐憫和悲觀的判斷。我們斷不願接受,被事件改變的餘生,總想要跳出此刻,相信生命還另有可能。這是最脆弱之處,在無法懲罰和復仇時,我們望以寬容,做一個了結。

這樣的脆弱面前,我們會忘記寬容的對象是不可懲罰的,寬容對著的是不可寬恕之物。使用它,要咬緊牙關,經了萬分的痛苦,脫胎換骨,不再是終結的工具或權力的技藝。當寬容被大範圍地使用,充斥在煽情的新聞和熱淚的大會,被列入教育的課程時,它變成了社會儀式進入我們的日常,從而失去了本身的意義。寬容永遠是罕見的,例外的,擺脫人性歸宿的壯舉。這決定了寬容不會以集體形式,它永遠是少數的。

當我們走出武漢,發現回不去常態,回不到已知的世界,無法在假象的終結裡獲得心裡的釋然,與此同時,又比任何時候更清楚,自己失去了被寬容的可能。那時候,我們才真正面對選擇,是反抗,還是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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