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區日記:遭遇信仰危機(下)

(曉宇/牛津政治學博士、作家)
旺報

最後的現場,來自一直在工地做安全監理的髮小。

他報名去了火神山,然後醫院改造,然後方艙。漫長的夜班裡,他給我發照片,講糟心事。

他說,事故一出來,什麼樣的人,一眼就看出來了。問他,他也不多說,只說,等到見面說。我說,見面,那要到什麼時候。

他發了一張熱乾麵照片。晨光裡,鋪了牛肉,酸豆角,蘿蔔丁,辣椒,蔥花,香菜。

那是他下班時的驚喜。

他結束了工期,回家自我隔離。他問,你知道那個騙外賣小哥的人麼。我說,知道,找不到車,隱瞞丈夫發熱,拜託外賣小哥把他送去醫院,後來丈夫確診。他說,你說是哪個的錯,你到了那時候,想不想保命。她事後還去找外賣小哥,希望提醒他,她是壞人麼。

生命突然成了選擇題。這意味著運氣,奢望,掙扎。

沒有做選擇前,我們無法真實地認識自己。選擇的出口處,就是責任二字。不可能在所有時候對所有人負責。責任是不可調節的衝突。這意味著時刻的欺騙,犧牲,放棄。選擇無關個人的價值道德,而是在一如既往的荒謬生存前選擇他人,選擇我們到底對誰負責。

我們都遭遇了信仰危機,在廢墟上挑揀剩餘的石頭。宗教無法解釋苦難的必要,道德無法應對行動的乏力,傳統無法表述現代的不公。

沒什麼替代信仰,在這時候站出來說,我來。人們意識到長久以來依賴的信仰,只能夠解釋平穩不驚的日常,一旦被大浪打翻,就沒再冒出頭來。有東西在注視著麼,那怎麼能無動於衷。有什麼帷幕可以扯下來的話,大家會毫不猶豫地上去,撕開,看看後面的真理和安排。但是,處事不驚的空氣裡,連撓痕都沒留下。沒有可供憎恨和原諒的對象。他們已經事先原諒了自己。

母親問我,為什麼上帝沒有來救在湖中淹水的人?我說,沒有看到水花。不,她說,因為人已經沉在湖底。

一切都在倒計時。病床前在倒計時,開門商店在倒計時,路上的卡車和天上的飛機在倒計時,安靜的城市和未知的隔離在倒計時。自由和生命一個倒計時,孤獨和死亡一個倒計時。我們的赤身要被倒掛在哪個鐘上。秒針移動的聲音越來越響,越來越靠近耳邊。震耳欲聾。

夢境現實的邊界變得模糊。夢境開始延續現實,現實逐步入侵夢境。夢裡也出現了口罩,消毒水,數字,空蕩的城市。

母親在兩年前執意換上隔離光源的窗簾。我在半夜醒來時,發現自己處於絕對黑暗的空間。開燈,拉開簾子,關燈,真正的夜也沒有這麼黑。它泛著暗白色的光。

白日是荒唐和蒼白的,反而是夜在注視著你。夜一旦離開,我就自然地醒來。只有二月十三日的早上例外。母親推開門,說,大事不好了,你還在睡覺。我說,怎麼了。她說,今天增加了一萬多人病例。

我認識到,除了吃飯睡覺,我還需要出汗。它能讓我吃得好,控制發胖,睡的好,生活循環裡重要的一節。抵抗隔離帶來的身體改造,是最後能夠實施的反抗。

身體即政治。我跟著跳操,加大運動的強度,喘氣,踩得地板咚咚響,汗水滴答。

「Keep digging, keep digging. Come on, Come on.」

我攤在地板,上氣不接下氣,轉過身子,面朝天花板。

「Ten seconds, give me more. Dig! Dig!」

深深喘氣,眩暈,頭頂燈光打轉。

「Four,」身體也跟著轉了起來。

「Three,」心臟蹦蹦地跳,一時間只有這聲音。

「Two,」黑色的東西從眼前晃過。我閉上眼。

「One.」

我看到窗外的夜,它朝我們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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