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後復甦,兩岸先化解對立傷痕

洪奇昌
中國時報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新冠肺炎是2020年影響國際政經社會情勢最大的「黑天鵝」。中國大陸疫情似乎漸漸受到控制,但全球範圍的疫情才剛開始;而疫情對中國、亞太乃至於全球產業經濟的衝擊也才剛剛開始。

由於新冠肺炎影響,中國大陸自年前封城、停工,導致今年2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從1月分的50%驟降至35.7%,降幅接近30%,是史上新低。PMI指數高於50%意味著製造業在擴張發展,反之則代表衰退。

中國大陸封城停工影響的不僅是製造業生產活動停滯,連帶也影響到各項實體消費需求驟減。今年2月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也出現歷史低點29.6%,比1月下降24.5個百分點,近乎腰斬。

早在2018年7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已經針對經濟趨緩提出「六穩」對策,包括: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然而諸多專家已指出新冠肺炎影響恐大於2003年的SARS,除了衝擊更大、也將持續更久、復原更慢。

因此北京雖然極力維持國內經濟成長動能,但在美中貿易戰以及新冠肺炎衝擊下,可預期今年經濟成長「保6」的機率微乎其微,未來中國大陸經濟中度成長恐會是新常態。這也衍生出後新冠肺炎階段,促進就業與降低失業、提升薪資所得與企業獲利,將是中國大陸政府最大的挑戰。

一國經濟成長的動能主要來自貿易、投資和消費這三頭馬車。在美中戰略競爭關係格局中,雖然兩國才剛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國承諾在未來2年對美國採購2000億美元商品,但由於美中科技戰和智財權等議題並未解決,因此國際企業和產業供應鏈相繼規畫外移導致外資對中國投資趨緩,那麼北京剩下的手段就是透過「降稅減費」政策如降低利率、降低存款準備率、延緩五險一金繳交等,以及透過政府投資和鼓勵民間消費來拉抬經濟。

然而疫情期間的紓困政策和政府投資對企業而言,往往是國企和大型民企獲得較多挹注,超過1億家的中、小企業和工商個體戶很難跟大企業比氣長。企業因除了製造業的停工、缺料導致生產停滯外,交通運輸、住宿餐飲、旅遊、教育、娛樂等需要與人接觸的服務業更是因為封城停工而災情慘重。

中國大陸總就業人口約7.6億人,其中服務業就業人口3.6億人,占比將近47%,當家家閉門不出,實體消費驟降,企業營收減少,無法支付員工薪資甚至要裁員,於是大量需要開工才有錢賺的基層受雇者面對景氣風險就更可能選擇勒緊褲帶緊縮消費,如此又導致企業營運停滯營收下降,進而產生惡性循環。這也是為什麼大陸在2月上旬開始鼓勵企業復工復產,目的就是希望疫情期間被壓抑遞延的消費需求將會集中釋放,期待投資、消費和出口也將漸進式恢復增長。

但是疫情如果延續至第二季,那麼「六穩」指標就可能相繼失守,不僅北京2020「實現全面小康」目標恐怕跳票,失業率如果持續飆高,結果將會是衝擊社會穩定的不定時炸彈。

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北京會在經濟維穩以外加大「政治維穩」力道。例如對內,湖北省市一把手和香港中聯辦由政法背景人士出任。對外,則透過外宣「中國聲音」突出中國頂住了第一波的疫情壓力為世界爭取防疫時間的犧牲,以及抗疫期間中國治理模式的優越性。其中也涉及到把兩岸共同防疫、在陸台胞撤離等議題將責任歸諸於台灣方面。

北京透過兩岸「矛盾」和國際防疫形象「成功」來稀釋國內壓力、鞏固領導中心的政治維穩做法也有其代價。北京在防疫期間的政治維穩很大程度激化了兩岸社會民心的對立情緒,疫情過後這樣的傷痕是否能夠癒合化解令人憂心,但這並不是單方面能夠解決的困境,任何一方政府與領導人都有責任。

台灣能做的,除了審慎抗壓,也只有更積極地開創產業新局。台灣市場短期內沒辦法脫離中國大陸供應鏈,但會因為美中貿易戰和疫情期間的部分轉單而受惠。但中長期來看,新冠肺炎疫情雖然是企業對中國市場前景的思考節點,或許會加速企業對中國大陸市場加碼、持平或撤離的決斷,但台灣政府必須創造更多有利條件,才能吸引高階產業結構性回流的環境。(作者為海基會前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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