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被操弄的恐懼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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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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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3日,大陸湖北武漢因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宣布封城,揭開全球進入新冠疫情時代的序幕。疫情至今,即將進入第3年,然而疫情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來世界與新冠病毒共存的情況將成為常態,民眾必須接受病毒恐怕不會消失的事實,理解大自然與世間的無常變化。

但對民主法治國家而言,「無常」乃是大忌。蓋「法治」講求的是法的安定性、明確性與可預測性,最忌諱突襲式立法和空白授權。然而此次新冠疫情來襲,各國防疫警戒拉高,紛紛採取高強度的防疫措施和制訂嚴格的法令,不僅大幅限縮人民的自由與權利,而且防疫規範不斷變化,時鬆時緊,對民眾生活造成莫大的影響,遠比染上新冠肺炎來得更為劇烈。

面對突發且棘手的疫情狀況,政府採取非常手段進行防疫,固然無可厚非,然而,這不表示政府可以將「非常態」的法律手段「常態化」,架空既有的法律制度和監督機制,逾越民主法治原則。尤其,在人人自危、社會充滿恐懼不安的疫情時代下,政府更不可助長恐懼、打「恐懼牌」,將恐懼「政治化」,利用恐懼勒索、行銷、放任恐懼霸凌,以及操作恐懼亡國感,以此弱化道德感、人權保護和法律秩序。

回顧這兩年來台灣的防疫作為,政府操作疫情恐懼,可謂斧鑿斑斑。先是挑起反中情緒,歧視大陸籍人士和大陸製疫苗,加深兩岸對立;後又利用防疫理由廣蒐民眾個資、在健保卡上標示註記;藉口疫苗採購不易與量能不足,護航行銷國產的高端疫苗,控制疫苗資源與分配,暗示民間企業出面買單疫苗。另外,亦企圖利用疫情資訊的發布去影響投票行為,諸如此類的防疫濫權措施,不勝枚舉,無不建立在民眾的恐慌心理之上。

為何政府可以操作恐懼?無非是它掌握了資訊控制和宣傳的權力,以及媒體話語權。民眾的恐懼不安,其實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來自於資訊的不足、不全與不實。當政府手握發言麥克風,選擇性地餵養民眾資訊,有意地隱匿或釋放某些訊息,同時形塑一種「不聽話就是不團結和不負責任」的社會氛圍時,民眾往往選擇安靜、沉默地接受新的社會秩序與規範,即便是顯然不合理的規定。

在此等公共資訊不對稱的結構當中,人民知的權利與恐懼情緒,被執政者精心計算。人民美其名為「國家的主人」,但事實上只是被動、無知的「被統治者」而已。

英國學者福瑞迪(Frank Furedi)在其著作《恐懼如何被操弄》一書中指出:「在恐懼文化的道德架構裡,安全與秩序是第一順位價值,自由則降級到頂多第二順位。」這提醒世人,用自由交換安全是不智的。故當政府打著「安全與秩序」的旗幟,以實現「公共安全」之名,作為擴張行政權力和限制人民自由權行使的藉口時,是很危險的。

當代民主國家,將政府的資訊公開與透明度,視為是檢視一個國家民主政治成熟度的重要指標。蓋資訊透明,乃是民主課責的重要前提,故凡攸關民眾權益、政府運作的資訊越公開透明,則表示該國的民主制衡機制益加健全,民主程度越高。

雖然台灣疫情控制得當,但這不意味著疫情資訊透明度就高。相反地,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每日的記者會上,指揮官只講他想講的,若講錯數據亦無妨,之後可再「校正回歸」;若他沒興趣回答的問題,則是敷衍帶過。相信沒人敢說,台灣政府的疫情和防疫資訊已充分揭露,至少指揮官始終沒交代清楚疫苗採購不力的問題。

像這樣一位擁有龐大資訊控制權力的政府官員,才是吾人該警戒恐懼的對象,因為往往獨裁政權的興起,他就是關鍵。(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