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率竟超越雙北,秀林鄉、南澳鄉為何成新冠重災區?

Omicron本土疫情擴大,都會區固然哀鴻遍野,但在原民鄉,原本的弱勢族群變得更為弱勢。

Omicron疫情爆發至今,全台總確診人數,突破140萬大關。每日持續新增五位數的本土確診個案,單日死亡人數更突破百人,對醫療系統造成極為沉重的負擔。

然而,當全台都將目光集中在確診人數最多的雙北、桃園、高雄時,卻鮮少人意識到,若從「確診率」的角度來看,全台確診率最高的鄉鎮,竟不在六都中的任何一個鄉鎮區。

根據最新統計,若從今年(2022)年初Omicron全台爆發算起,全台確診率最高的兩個鄉鎮,分別是宜蘭縣南澳鄉與花蓮縣秀林鄉,這兩鄉鎮的確診率,分別高居20.9%、19.8%。

亦即,在這兩地中,約每5人就有1人確診,此確診率幾乎是雙北市確診率的2倍、全台平均確診率的4倍。

理應是遠離都會中心的後山淨土,如今卻成為「疫情地圖上」顏色最深、最搶眼的疫情重災區,南澳鄉、秀林鄉究竟怎麼了?

數據來源/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地圖視覺化/江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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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地圖視覺化/江明宗

資訊落差、文化差異和地理位置,釀成重災區

核心問題,其實是原民部落對於疫情資訊的掌握度不足。不論是秀林,還是南澳,都是行政院原民會頒定的「山地原住民鄉」。

「秀林、南澳的高確診率,是原民鄉問題的縮影,」長期投入原民部落服務的原民會扎根督導計畫馬志政指出,直至今日,在原民鄉還是有很多人,對於防疫十分無感:「不戴口罩的大有人在。」

「以我自己的部落為例,一直到今年四月疫情爆發,根本沒人在戴口罩,」馬志政坦白,「什麼3+4、社交距離、實名制,在部落中,根本沒有人知道。」

秀林鄉、南澳鄉不是獨立個案。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副教授張瑋琦也指出:「尖石鄉裡疫情嚴重的村落,有一半的人都在居家隔離。」「復興鄉的卡拉部落,只有二十多戶,就有七戶感染。」

張瑋琦進一步分析,部落不是無法取得外界資訊,而是無法對資訊的正確程度進行區辨

他指出,一來是從歷史淵源看,部落對漢人政府的資訊,本來就有不信任感,因此,即使透過收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部落也未必願意相信其中的資訊。二來,是假訊息充斥,也容易降低族人接收到正確資訊。

長期於秀林鄉部落服務的社工黃淑華也觀察到,部落中,對於疫情資訊的接受仍有很大的落差,族人吸收的防疫訊息,常來源於親友間的以訛傳訛:「對打疫苗的恐懼,仍然在部落中廣泛發生。」

薄弱的訊息認知,造就防疫根基不穩;部落既有的人口結構與風俗,又進一步惡化了疫情

「祭典、婚禮、打獵,怎能說改就改?」馬志政表示,山區部落保有傳統農耕社會的習慣,農忙後,彼此串門子、分享生活,都是維繫部落親密感的傳統。

張瑋琦也指出,由於山區腹地本就較為狹小,部落平房空間往往不大,共用衛浴、房間所在多有,要落實指揮中心的居家照護,在部落中也非易事。

另外,由於部落欠缺工作機會,青年大量外移,導致部落扶養比極高,老年人口、幼年人口比例高,更容易讓部落的中重診確診者比例,居高不下。

最後是地理位置,讓部落常求助無門。

雖然許多原民鄉位居山區,但到了週末,青年自都市返鄉探親,仍會不小心將病毒帶回部落。

除此之外,部分原民鄉位居觀光區的交通樞紐,更是大大提升了被感染的風險。

馬志政指出,秀林鄉與南澳鄉,恰恰就是進入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必經之路;再加上台泥、亞泥等水泥工業區落腳此地,也有一定的工作人流。

但當病毒進入部落後,部落卻不容易取得相應的防疫資源。

以快篩試劑來說,山區沒有藥妝店、便利店或衛生所,光是上下山往返的時間,就是兩小時起跳,更遑論遭逢快篩搶購潮,還需四處尋覓購買處,更會降低族人購買快篩意願。

再以疫苗為例,由於全國由上而下一條鞭式的防疫政策,山區衛生所提供的疫苗種類往往有限,若族人不想接種特定疫苗,也需自行下山另尋診所,增加舟車勞頓之苦。

換位思考,建立部落長久的衛教系統

張瑋琦指出,部落居民染疫後,確診資訊須經層層上報,獲得處置時往往經過多日,當疫情持續嚴峻,部落卻難以取得正確資訊、防疫物資與醫療服務,恐慌感與孤立感,就容易油然而生。

首要改變,需從「換位思考」開始做起。

「不應從台北看天下,」張瑋琦呼籲,改善原民鄉防疫的第一步,是從都會防疫思惟,轉向以部落出發的基礎設計,針對部落獨特生態,推行相應配套。

馬志政也認為,既有的政府科層體制,其實對於部落的實質影響有限。一來,是衛政、民政、警消的人力都有限,本就難以對各部落面面俱到;其次,一條鞭式的資訊傳遞,常流於單方面指令,缺乏真正雙向的溝通。

執行面上,攜手原住民籍社工和意見領袖,才是轉譯防疫資訊的關鍵。

張瑋琦建議,可從部落菁英階級開始建立連結。

「擁有原住民背景的醫師、牧師、老師,往往是部落信任的資訊管道,」她進一步舉例:「像是說明不同款的疫苗,各自會有甚麼副作用,才有機會讓部落對疫苗放下成見。」

第一線服務的社工、照服員,也應成為部落與衛生單位的橋梁。

一線社工,最知道誰是部落需要幫助的人,」黃淑華指出,若是由原住民家庭中心所派出的社工,多半是原住民部落出身,對於自己部落的生態、傳統文化最為知悉,往往能比衛生單位更精準地提供服務、傳遞資訊給部落。

馬志政則表示,相較衛生所的據點密度,由原民會所建立的「文化健康站」對於部落的可接近性更高。

在疫情爆發前,文建站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創造地方上的工作機會,讓更多在地族人可以返鄉,甚至扮演長照關懷的角色,若能把文健站也納入防疫部屬單位,對於部落的幫助將更即時。

最後,是因部落制宜,建立對部落衛教的長久影響力。

馬志政表示,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影響力系統,光是泰雅族的教會系統,就有好幾個:「如何讓部落中真正有影響力的人,即時傳遞資訊,是長期需要努力的方向。」

張瑋琦則指出,在知曉原民鄉物資匱乏後,其實已有不少資源開始挹注部落,但在資源配置上,仍會有分配不均的情況發生。

「資源常挹注到大部落、大宗教系統,但山區部落眾多,許多部落的需求仍沒有被看見,」張瑋琦說。

黃淑華也表示,其實在疫情期間,許多部落都有展開自救活動,包括部落青年自發性配給物資、進行衛教,但光是基層動員仍遠遠不夠,若能有更多衛生單位的資源挹注,才能有效的解決痛點。

建立以部落出發的系統,打通資訊斷點、賦能部落,才能真正在原民鄉內建立長久的防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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