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做好港澳兩制 開放看待台灣方案

本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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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際關係大師艾利森日前提出「兩岸新方案」概念,引起兩岸學界見仁見智的討論。外界多聚焦在「新方案」三個字,卻忽略艾利森立論的背景是認為「一國兩制」已無法解決兩岸問題,才會提出「新方案」。台北和北京都不會接受艾利森的論述,但2年來中美關係、香港、台灣內部情勢都發生重大變化,兩岸都需要務實地從艾利森的邏輯中做更多思考。

一國兩制需與時俱進

2019年初《習五條》橫空出世,其中「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北京提出的遠景,卻在台灣掀起超級風暴,這應該是陸方決策層始料未及的。一方面因為《習五條》發布的時間點剛好踩在2020選戰開端,順勢成為民進黨操弄民粹的「抗中神器」,導致藍軍大敗。另一方面就不得不提到當年6月爆發的香港「修例風波(反送中)」,逼迫北京不惜以改變香港政治遊戲的規則為代價,大刀闊斧整頓治港體系、重塑在港權威,因而受到西方及台北官方強烈的質疑與批判,「一國兩制」成為全球輿論的眾矢之的。

兩者效應疊加,造成「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尷尬處境,北京多談無益,台灣藍營避之唯恐不及,讓民進黨獨享話語權優勢。問題的核心在於,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原本是用來向台灣示範,兩制應足以解決制度差異問題,彰顯統一的優越性,如今卻在香港出了大問題。

一國兩制需要與時俱進,如果把「台灣方案」視為一種進化,那麼「一國」與「兩制」的基點何在?如何解決兩岸制度與價值觀差異的問題?如何過渡?這一切都是空白。應從這個邏輯理解艾利森提出的「兩岸新方案」,北京若不放棄和平統一的目標,就需要深度思考這些問題。

陸方常指責台灣對香港政治的評論是「說三道四」,宣稱「一國兩制」在香港總體上是成功的。但實事求是,正是因為「兩制香港模式」運行20多年來出現了不少問題,才會促使北京在「修例風波」後透過訂立《國安法》、新設立機構、大幅人事調整等形式強勢介入,以落實北京口中「填補制度漏洞」的目標。因此,客觀地指出「兩制香港模式」存在的問題,並結合台灣現行體制、主流民意提出務實建言,點出「兩制台灣方案」難以迴避的深層次矛盾,應該不屬於「指手畫腳」。

普選關鍵性難以迴避

如果從善意角度來理解,「一國兩制」是尋找最佳平衡點的統一形式,那麼,背後的理念應是「求同存異」,「同」即一個中國,或者一個政治共同體,「異」即港澳乃至台灣,都可以在一個國家之下保留自己的特色、實行當地民眾願意接受的制度,這也是習近平「心靈契合」的關鍵。如果北京認為,目前香港「兩制」還有很多不足,需要繼續完善,需要重新贏回港人信任,那麼對「台灣方案」就要更加審慎,更需要納入台灣的民意基礎,而不是由北京單方強勢主導。

香港兩制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對普選的討論。普選是中英香港問題談判與《基本法》中最有分量的內容之一,香港民意對普選的執念,構成當地民主派持續獲得支持的動力,香港政治情勢短短幾年內急轉直下,自然和2014年普選進程中斷有關。在台灣,無論民進黨,還是藍營、台灣普遍民意,都把北京是否願意讓香港實現普選,作為觀察「一國兩制」是否有效、有吸引力的指標。

在現階段情勢下,北京不會考慮普選,更擔心特首選舉成為外部勢力介入、顛覆政權的工具,加強國安、解決好經濟問題,才是當前北京治港要務。當然,北京大可以辯解,當年人大常委會早就提出北京認可的普選方案,只不過是泛民無理阻撓才讓普選案夭折,但事實上正是因為普選方案在港爭議巨大,連親北京的建制派議員都「跑票」,才會形成僵局。

北京強調「一國高於兩制」、「國家安全優先」、「愛國者治港」,但難以迴避普選是落實「港人治港」、體現「一國兩制」優越性的關鍵。畢竟普選是主流香港民意期待的目標,也是台灣自1980年代以來已經選擇、鞏固的制度,這是台灣社會對大陸「統一方案」能否產生信任和認同的關鍵。

當然,台灣對台海和平與兩岸關係的良窳,同樣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系列三將著墨在民進黨政府應承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