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讓電影改變國家 別讓國家改變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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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得獎人盧律銘在上台領獎時說道:「我想要將《光明之日》這首歌,送給所有在香港堅持理想(的人),我希望你們可以平安、自由的生活著,活著才有希望,因為在未來才會有人知道,這一切有多麼得來不易,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在你們的心中可以陽光普照,致自由,謝謝。」這段話引來哄堂掌聲,但也不禁讓人聯想:如果在場有中國的電影人或劇組聽到這番話,他們如何安坐?會在稍後上台的機會怎麼回擊這個說法?會不會下台後本不再接受訪問,連夜趕回中國?

雷光夏在演唱《光明之日》時,舞台背景就秀出大面的中華民國國旗。儘管在《返校》這部電影裡,國旗代表一個壓迫的圖騰,但同樣讓人聯想:如果當時在場有眾多中國影人的話,這面國旗會在金馬獎出現嗎?會不會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量下,就索性塗掉國旗?畢竟,遠來是客,何必讓客人感到不舒服。

心有罣礙,矯柔做作,就不再是完整的創作與表演。所以有人說,今年的金馬獎星光黯淡,但沒有了中國,卻多了自由。

其實金馬獎不是一直都有自由的。1962年,當時政府為促進國內電影事業的發展,獎勵優良國語影片和優秀電影工作者,由行政院新聞局創設了第1屆金馬獎。「金馬」二字不是來自那匹奔騰的馬,而是源自金門、馬祖兩外島地名的字首,它們正是台灣與中國軍事對峙的最前線。所以,用金馬獎來鼓勵電影業,照當時新聞局長沈劍虹的說法,用意在效法前線國軍官兵們堅強奮發的精神,努力開創新局。

換言之,金馬獎的一開始就是政治,是文化戲劇電影創作用來服務政治;而今,它成就為華人電影圈的最高榮譽,不用背負任何政策任務,甚至擁有抵禦政治干預的能量,反過來讓政治為它服務,其實是走過了漫漫長路。也因此,這句「今年的金馬獎沒有了中國,卻多了自由。」不是嘲諷,也非奚落,而是理解,理解在當代中國,作為一個電影人有多難。

2017年3月1號,中國《電影產業促進法》開始實施,在中國拍攝電影要有許可,公開放映也要有許可,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後變更電影內容要罰款,未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的電影參加電影節(展)更要處罰。這天羅地網的政治審查,就算導演不怕,國家也要查你的資拍片金來源,查到沒有人敢跟你合作,查到你身敗名裂,甚而沒有電影可拍。中國紀錄片導演張贊波說,中國獨立電影此刻已經走到了最黑暗的時刻,「人家是電影改變國家,咱們是國家改變電影。」

如果台灣人要從過去56屆金馬獎得到啟發的話,就是從來沒有「政治歸政治,與文化(電影)歸文化(電影)」這件事。現在的金馬獎容許電影人可以自由地碰觸白色恐怖、同志人權、人性幽暗與禁忌的愛等等主題,其實與台灣的民主進程亦步亦趨。然而,中國現在連林夕作詞的流行歌曲都要下架,又如何能奢望兩岸三地的電影人能在金馬獎裡真誠地批評、溫柔地溝通?

中國的金雞奬與台灣的金馬獎選在同一天舉行,剛好形成強烈的對比。台灣選出了刻劃家庭關係與人性陰暗面的《陽光普照》為最佳影片,中國則挑出電影技術或許領先,但主旋律絶對正確的《流浪地球》作為最佳故事片。沒有金雞奬的浩大排場、星光熠熠,但金馬獎擺脫浮誇、雍容溫潤,它的平凡與自由,反成為一種獨特的存在。

被問到中國抵制金馬獎時,李安說道,有遺憾,但金馬獎的雙手是張開的,「只希望這個世界對我們做電影的人多一份尊重」。世局動盪,政治紛擾,但能夠為兩岸三地電影人保住一塊浄土,讓金馬奬持續成為推動華語電影前進最勇敢的力量,是這一代台灣人應該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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