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建立「規則導向」的基本工資機制

工商時報【主筆室】 勞動部於8月18日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經過七小時「馬拉松談判」之後，決議月薪部分從現行新台幣2萬1,009元，調至2萬2,000元，漲幅4.7％；時薪部分，則由現行133元調升至140元，漲幅跟實施日期將由勞動部報請行政院核准。 對此結果，勞方團體表示22K（千元）是勞方能接受的最低數字，但沒達成23K的期待，雖不滿意但可接受，而資方團體表示資方意見完全未被採納，這是「政治性裁示」，而提前離席。 儘管這一次調整基本工資估計約有207萬人受惠，但是若由此次調漲過程中，勞資雙方的訴求與叫價，以及決策過程所衍生的爭議，卻凸顯出政府有必要建立「規則導向」的基本工資審議機制，並完善社會對話機制，才能避免基本工資調整議題成為破壞勞資和諧的導火線。 就勞資雙方的訴求而言，勞方對於基本工資22K之所以「不滿意但可接受」，主要是因為原先勞方與勞動部長林美珠進行會前會時主張基本工資一定得「大幅度提升」加薪至27K、時薪160元，其主張的理由除了「解決低薪問題」之外，由於韓國政府與民間企業勞資代表為了實現文在寅總統「所得主導型成長」的政策基本方針，於7月15日達成協議，預計2018年最低薪資上調至每小時7,530韓元（約合台幣201元），漲幅高達16.4％，折合月薪為約157萬韓元（約合新台幣4.2萬元），是台灣基本工資的兩倍，因此勞方團體強烈訴求今年基本工資一定得「大幅度提升」。 相對地，資方反對調漲的理由，主要是強調「目前國內景氣變化仍待觀察」、「要求先修改勞基法，再談基本工資調整」，以及「調升基本工資只有外勞受惠」等，其原因無非是因為擔心在一例一休造成人員排班及加班費增加的情況下，由於基本工資調漲，包括勞工保險費、就業保險費、健康保險費和薪資提高等成本將增加超過160億元。 至於勞動部，面對去年景氣不佳，基本工資都已經調高5％，且今年台灣經濟可望保二，而一向與台灣處於競爭關係的南韓都已大幅調高最低時薪，自然面對更大了調幅壓力。正因為如此，會前傳出勞動部內部預估最理想調幅為6∼7％、至少5％的傳聞，便成為一種合理的推測，而即使勞動部表示「不會有既定立場」，但是最後確定的漲幅4.7％，也難免讓工商界質疑該決議是「政治性裁示」。 特別是資方團體要求依據2016年經濟成長率與物價指數後調升2.14％的方案，主要是因為2015年8月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曾經由勞資學政四方委員討論過6種版本的「基本工資計算公式」，希望藉由客觀的公式，讓基本工資調整符合實際的經濟情勢，惟當時因為勞動扶養比和消費者物價指數涵蓋範圍爭議而未形成具體結論，也讓該主張在這次討論中未被採用。 上述過程凸顯出，雖然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4條規定，為審議基本工資，應蒐集包括國家經濟發展狀況、躉售物價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國民所得與平均每人所得、各業勞動生產力及就業狀況、各業勞工工資、家庭收支調查統計等七項資料並研究之。但事實上，長期以來基本工資在漫天叫價和政治決定至上的「權力導向」運作模式下，不但基本工資的調幅缺乏客觀的參考和討論基準，其運作過程和結果也充滿著不確定性。 基本工資調整的不可預測性對於工商業營運造來極大的挑戰，特別是今年在經濟保二的情況下，調整4.7％，去年經濟比今年差，卻調整5％，那明後年又會調整多少？都將是企業在人力資源規劃和人事成本估算上的一大變數。 為了避免每年因為討論基本工資是否調漲，而破壞勞資和諧，政府有必要建立「規則導向」的基本工資調整機制，特別是在下列三方面： 第一，設立《最低工資法》是蔡英文總統的競選承諾，該承諾是「規則導向」的重要基礎，如今勞動部長林美珠已表示力拚最晚3年內完成立法。對此，勞資雙方和勞動部，都應積極研究並討論相關法制建構應有的內容和規劃方向，特別是對於如何確定最低工資的數額、或計算公式、參數設定和其適用範圍、最低工資委員會的組織、程序、權限和決議等事項，以及如何確保最低工資有效執行，都是應該積極規劃的。 第二，為了讓勞資雙方對於最低工資調整有理性的政策討論，建立由勞資政三方所組成的「社會對話機制」，在最低工資委員會開會前進行溝通，並尋求共識，才能有效突破基本工資調漲之零和僵局，達到「勞資和諧」的目標。 第三，由於最低工資調整對中小企業影響甚鉅，應該參考韓國政府對中小企業研擬相關補助措施，以紓解薪資上調對中小企業造成的成本上升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