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防疫迎戰變種新冠

金傳春、陳世英、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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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2019至2020年新冠病毒以史無前例的快速傳播造成全球疫情。眾所關切的是過去防疫作為有哪些不足可策勵未來?2021年該如何強化科技防疫?

面對此百年大疫的公衛危機,各國領袖與地方首長須在病例與死亡數攀升、醫院湧現大量病人、治療藥物及設備短缺、醫護人員身心俱疲、個人防護資源匱乏等壓力下做出明智決定,誠非易事。公共衛生首務為謀求大眾健康,但疫情拉長影響層面也愈大,最棘手的是疫情控制與經濟發展的優先取捨。尤其當政治考量超過專業建議,甚至以事後懲罰取代事前的風險溝通,讓民眾在恐懼中自尋出路,反而助長了疫情廣布。

危機中的風險溝通,最重要的是坦誠面對與資訊透明,首先必須建立官民的互信,台灣此次防疫成功即奠基在「互信」,政策才易讓民眾全力配合。此外,決策者若忽視專業諮詢顧問團提供之數據分析與專業意見就可能亂槍打鳥,或採佛系防疫,卻低估了高傳播率病毒,短時間湧入大量病人以致醫療崩潰的風險,及預期達群體免疫的閾值需較高。

所以佛系防疫遇高傳染性的新冠病毒,因缺重症照護資源會犧牲老年或免疫力低者等高危險族群。換言之,疫情吃緊時,若依達爾文「進化論」的自然群體免疫防疫,不僅少了「厚德載物」的襟懷,更讓疫情難以收拾。

其次要考慮許多新冠病毒流行地的其他傳染病在原公衛體系無暇兼顧下會更惡化,如南美洲去年同時飽受新冠與登革熱兩病毒的雙重夾擊;非洲則有愛滋病毒與肺結核的蔓延;亞洲在此冬季則面臨禽流感威脅,加上全球30餘國及地區已有傳播力強的新冠變種病毒,即使疫苗接種,初期也無法涵蓋普羅大眾,因此今年初的群體免疫尚不足以完全阻擋高傳播力的新冠變種病毒!

換言之,2021年新冠病毒疫情防控須全球宏觀思考,以整合病毒學、免疫學、傳染流行病學、公衛政策的跨域科學來應戰。2003年SARS流行之初國科會曾邀科學家討論哪些科研該做;在流行後國衛院也邀集各領域學者及政府首長共同檢討未來因應新興傳染病之道。可惜去年成立一級指揮中心後,短期疫情控制有成,卻未在長遠規畫上彰顯集思廣益的遠見與群智創新的整合,不像我國因應禽流感H5N2與H7N9威脅時,國衛院2013年曾成立「台灣流感病毒風險評估網絡」,每年邀請國內外專家開兩次會,專業決定該年最適我國發展疫苗的病毒株。

展望2021年,我國防疫決策及資源應挹注病毒與免疫研究、檢測醫學及疫苗研發量產,並建立「新興傳染病風險評估網絡」,發揮更大整合團隊力,才可在未來新病毒流行時,迅速打贏疫仗。台灣的研究經費、人力遠比歐美先進國與中國少,唯有群策群力,才能永保國人健康。(作者金傳春為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兼任教授,陳世英為台大醫院急診科醫師,張科為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感管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