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與整潔的背後:從疫情下急遽成長的自殺率 窺探日本社會令人窒息的「同儕壓力」

詹如玉
·9 分鐘 (閱讀時間)

日本疫情近日再度升溫,北海道、關東、關西的主要城市相繼單日新增確診激升,日本醫師會會長中川俊男召開記者會表示,日本很有可能迎來第三波疫情。疫情遲未平息之下,除經濟大受打擊外,部分日本民眾長期受同儕意識、服從觀念影響,因防疫壓力而導致心理狀態亮紅燈,有些人甚至走上絕路。

「自制警察」災情頻傳

日本政府4月7日宣布進入「緊急事態宣言」狀態,呼籲民眾避免不必要的外出,要求部分店家暫時停止營業,此後各地相繼傳出「自制警察/自肅警察」災情,民間不少「正義魔人」以貼紅字條等恐嚇行為,強迫他人不要開店、出門等等。像是於東京高圓寺地區,經營名為「Ichiyon」(いちよん)的酒吧的村田裕昭,就在今年4月遭到恐嚇。

據村田表示,他只是店門口張貼公告,表示原本預計在店裡舉行的表演,將改以線上直播進行,且表演當天也僅有歌手、村田夫婦3人在店裡,不料卻遭有心人士在看板上張貼恐嚇字條,警告村田若不暫停表演,他就會報警,甚至在字條最後註明自己是村田的「鄰居」。

令人窒息的「同儕壓力」

《日本經濟新聞》指出,在這波疫情中,亞洲地區與位於歐美地區的國家相較之下管制較嚴格,民眾情緒波動也相對較大。例如印度精神醫學會(Indian Psychiatric Society,簡稱IPS)統計就顯示,自疫情爆發,各地實施管制以來,每5個印度人中就有1人因此增加20%的患病機率;泰國心理健康部門調查則指出,首都曼谷有近半數的民眾因疫情而壓力過大,新加坡也有6成以上的勞工自4月以來備感壓力。

儘管與疫情較為嚴重的國家或地區相比,日本的確診或死亡人數並不算太高,但受集團意識及服從的風氣影響,讓政府就算沒有限制民眾走在街上一定要戴口罩,在日本街頭仍很少見到未戴口罩的民眾。而在作家鴻上尚史、評論家佐藤直樹共著的「同儕壓力 日本社會為何令人感到窒息?」(同調圧力 日本社会はなぜ息苦しいのか,暫譯)中,佐藤直樹更是直接點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使日本社會的同儕壓力更為明顯。

女性自殺增加率高達8成

佐藤認為,相較於歐美國家多半是透過命令、罰則來防範疫情擴大,日本人則是「自發性」地遵從鄰近社群及世界的規範。他認為日本人從小就被嚴格教導「不要給別人添麻煩」,而透過這次的大流行,可以明顯看到這種服從心態對於日本人造成的壓力。除前述提到的自制警察事件外,從疫情爆發以後的自殺率也可窺見一斑。統計指出,日本10月的自殺人數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近3成,除連續4個月增加外,女性自殺增加率還高達8成,男性則為2成。

日本自殺對策支援中心負責人清水康之認為,自殺率的急遽成長與同儕壓力有極大關連,他認為在多數日本人心中,若無法和周邊的人維持良好關係,他們便無法活下去。加上許多日本人並不像歐美地區的民眾,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及心靈寄託,很需要社會對他們的認同,故這些日本人很容易就因社會輿論而影響心理狀態。

針對女性自殺增加率高達8成,清水康之表示,受日本社會風氣認為接受政府支援或補助的對象,多半是「無法自立」的族群,故許多日本女性即使同時背負育兒及照顧年邁父母的沈重負擔,也不願申請支援;評論家佐藤直樹也在著書中提到,在這波疫情下選擇自殺的民眾,多半承受極大壓力,但又不想給別人造成麻煩、不願傷害他人,最終只能將宣洩的目標轉向自己。

NPO法人「Bond Project」代表橘ジュン(Tachibana Jun)表示,在該組織實施的相關調查中,有高達96%的受訪者(主要為10至20多歲的女性)認為疫情對他們的心理及身體健康造成極大影響,且其中有近7成民眾有消失或自殺念頭,她認為「缺乏自我肯定」是導致這些數據的關鍵原因。

經濟不景氣、少子高齡化 日本年輕人對未來失去信心

除聯合國發布的2020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顯示,日本在今年從2013年的第43名掉到第62名外,內閣府實施的調查也顯示,僅有45%的日本年輕人滿意自己的生活,與其他國家相比偏低;國際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的調查也顯示,僅有18%的年輕族群認為自己可以改變社會或國家。

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前野隆司認為,年輕一代的自我肯定低落,與日本整體國力與人口成長變化有極大關係。主張在經濟成長停滯、少子高齡化情形未有改善的情況下,年輕一代漸漸對未來失去信心,進而導致他們缺乏自我肯定。關西學院大學理論社會學副教授鈴木謙介也認同這種說法,認為現代年輕人比起「主動」改變環境,比較偏向於「被動」融入前人建立好的社會系統,期望在香港、泰國等地參與學運的日本年輕學生,能影響國內年輕人思考自己的未來。

疫情或成社會風氣改變契機?

從實際情形來看,其實日本年輕一代並非完全對未來感到失望,像是現年31歲的峯上良平,就在經歷於日本知名企業擔任系統工程師,患上臨床憂鬱症後,決定回到位於大阪南部的老家,從事種莓事業。在邊種梅子邊休息的過程中,峯上突然得知一名朋友因過勞而自殺的消息,促使他在2018年創設共同住宅,提供遭受精神打擊的民眾暫時療傷的地方。據說目前峯上已成立3個據點,總計有10人住在共同住宅。

峯上表示,他在辭職時,曾感到十分害怕,認為一旦辭職,他就會脫離社會所認知的「康莊大道」。他認為出社會與當學生最大的不同在於,學生在學校只要找出「對的答案」就好了,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必須找出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除青壯年族群心態開始變化外,日本的教育環境也開始出現轉變。像是由角川多玩國學園於2016年創辦的「N高中」,除沒有嚴格規定學生的服裝及髮型外,學生還可以透過線上課程來取得畢業證書,據說截至今年10月為止,該校已有15000多名學生,且其中有不少學生過去曾十分排斥上學。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前野隆司認為,日本至今的教育制度,多半把重點放在導致學生的錯誤行為,使他們成為符合「社會標準」的人,認為未來學校應聚焦於學生個人的個性及長處。

關西學院大學的副教授鈴木謙介則認為,新冠疫情雖對日本經濟及社會帶來衝擊,但另一方面也提供日本壓抑的社會風氣改變的機會。像是受疫情影響,部分大學生因學校改為線上授課,教室成本下降,而要求校方減少學費。認為只要學生在做出行動後,受到重視或得到回應,他們就能慢慢相信自己能改變社會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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