綁架全日本的「上流老人」們

作者： 黃惠農／草木留日誌

作者前言：日本作家藤田孝典，在幾年前拋出了「下流老人」的議題，點出部分貧窮長者的困境，並指出許多中產階級開始意識到自己將面臨「老後貧窮」的問題。但這個議題，似乎與今日這些參加晚宴的仕紳們完全沾不上邊：他們是日本「團塊世代」的勝利者，也多透過經聯團、扶輪社等許多組織，保有與社會間的強力連結。

他們，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上流老人」，甚至可說綁架了當今日本政府、社會與財政⋯⋯

今年 2 月 3 日，是「立春」的前一日。根據當天日本的新聞報導，想到「可以拿到免費糖果的日子」，以前的小朋友會回答「節分祭」，現在則是「萬聖節」。

各季節的分際，日本稱之為「節分」。古人認為季節變換之時容易招來魔鬼，因此在節分這天，要透過撒豆子的儀式來驅邪除魔，時至今日除了「撒豆子」外，也有連鎖超商帶起的：吃「惠方卷」等新習俗。

剛來到日本第一年，就被邀請參加了地區神社的「節分慶典」。抱著遊客體驗日本文化的心情來到了神社。但到了神社後才發現，事情不是憨人想的那麼簡單，剛入夜的神社外萬頭攢動，大人、小孩手上都自備一個超大袋子，蓄勢待發。

邀請留學生參加的長久保桑，帶領我們進入休息室換上「羽織袴」，準備參加神社的祭典。透過他的介紹，發現這些來參加祭典的人，大都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物：演歌歌手、區議員、眾議院議員、企業主、資產家等等——共通點是，他們的年齡大都在 65 歲到 70 歲以上，屬於「長輩」的年紀。當然，也混雜著少數像我們這樣，單純體驗日本傳統文化的人。

在神社內部舉行完隆重的祈福儀式後，雙腳已被冷風吹的瑟瑟發抖，一起身，神社外聚集的小孩子發出歡呼，一時間有種開演唱會的錯覺。拿到一大袋的豆子加上零食後，才明白他們熱烈歡呼的主角，是手上這些東西。撒完零食、豆子後，「驅魔儀式」結束了，掌聲與歡呼聲也隨著人潮離去。

觥籌交錯間的仕紳與政治人物互動，帶來的「文化衝擊」

祭典結束後的晚宴上，三位演歌歌手在台上表演，現場的熱鬧氣氛和舞台上下的華麗排場，彷彿讓我回到了 20 多年前，「泡沫經濟」時的日本。

晚宴現場，觥籌交錯間，只見年輕的政治人物、企業家們，意外地「毫無架子」，個個像是乖順的好學生一般，對著現場的「長輩」們謙恭地介紹自己、斟茶倒酒、老師（先生）長老師短地逢迎搭話——

相較於台灣，民意代表在各式婚喪喜慶中常是全場焦點，在今天這場晚宴中，區議員（相當於台灣的市議員）卻好像「邊緣人」一樣。在眾人酒酣耳熱之際，其中一位年輕區議員趕快把握機會，開始替大家倒酒，才能勉強搭上兩句話；趕場來的眾議員（相當為台灣立委的職級），也被安排在角落發言，講完後，掌聲零落，議員只好悻悻然地離去。

日本作家藤田孝典幾年前拋出了「下流老人」的議題，指出許多中產階級開始意識到自己將可能面臨「老後貧窮」的問題。但這個議題，似乎與今天這些參加晚宴的仕紳們完全沾不上邊——他們是日本「團塊世代」的勝利者，也多透過經聯團、扶輪社等許多組織，保有與社會間的強力連結，可算是不折不扣的「上流老人」。

這些上流老人們多已過古稀之年，每個人都是戰後日本的活歷史：他們跟著日本經歷過輝煌的時代，也走過了失落的 20 年，他們眼神中同時流露著強勢與慈祥。在這個年紀，他們最在乎的是如何度過一個精彩的晚年，根據我的觀察，席間最常見句型是：「在死之前，我還要⋯⋯」。

今日的「上流老人」們，制定了日本全國的「遊戲規則」

長期處於高齡化社會的日本，討論「戰後嬰兒潮」、也就是所謂「團塊世代」的論述和研究很多。大體來說，這一個世代成長於日本戰後被聯合國（美國）佔領、百廢待興的時期，並在日本經濟於 60 年代末開始起飛、經濟大幅復甦的時期進入社會、職場。

他們的努力，很大程度推動了日本經濟的蓬勃發展，也讓個人的所得以倍數增長，並且在為期不長的「財閥解體」時期，不少專業人士，從長期掌握日本商界命脈的權貴家族、工商大老手中，成功「卡位」、「世代交替」，取得了大企業或政府中的關鍵職缺。（詳見〈【東亞財閥錄】從「財閥解體」、「三神器」到「泡沫經濟」〉一文）

簡單來說，「團塊世代」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日本今日社會的「骨幹」——他們「沒有退路」的辛勤工作，帶來了日本經濟的繁榮；他們經歷過「安保鬥爭」、「安田講堂事件」等學生運動，自我權利意識相對高昂；他們在泡沫經濟發生前，多已繳清了都會地區房產的貸款，並伴隨日本經濟起飛，擁有為數可觀的個人資產；他們在日本「民主化」、逐漸「去殖民化」的過程中，也透過其支持的民意代表、派閥，逐漸取得越來越多的權力。

換言之，從政商、財產、社會關係到教育制度甚至「價值觀」，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團塊世代中的「勝利組」菁英——即今日的「上流老人」們，可以說決定了近代日本社會的「遊戲規則」，掌握了關鍵的社會資源。

仕紳們掌握的不只是社會資源，還有最重要的選票

「團塊世代」橫向連結、集體發聲，這一個世代在近代日本的發展脈絡中，掌握了全國的相對多數資源。這樣的狀況在團塊世代的中壯年期，帶來了日本的發展與「穩定」；卻也因權力過大，造成日本政商界「世代交替」的流動緩慢，更在如今他們紛紛屆齡退休之際，成為日本社會的沈重負擔。

例如，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曾形容，日本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低慾望社會」：年輕一代對於未來沒有想像，也沒有戰後嬰兒潮世代那樣「出人頭地」的慾望，對於政治更是史無前例的冷感。近年來，20 幾歲族群的投票率，大致都在 30% 左右徘徊。

與之相反的是，日本的中老年世代，除了握住各項生產條件的要素外，也透過選票積極為自己發聲，催生了許多針對老人的福利政策。

彭博專欄作家 William Pesek ，分析了日本經濟低迷 20 年的原因，稱之為「日本病」（Japanization）。其中一個「病灶」，正是近代所有民選政府在乎的：「立即見效的政策」——以打贏選戰為最優先考量，人口數、資源、投票率三要素，遂成為了政策發祥的起點。

在這樣的考量下，「有錢有勢的老人」，便理所當然的成為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內，近年日本政治人物們「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例如，雖然安倍首相時常喊著「年輕世代要參與政治改革」、並推動降低投票年齡門檻，營造「改變」的形象，然而在高達五成支持率的背後，安倍的經濟政策其實仍然是包裹著糖衣的「量化寬鬆」（QE）——利率標準越來越低的個人、企業信貸，還有發放從不手軟的年金、福利政策，短期見效又有選票，何樂而不為？

但這樣政府長期大開支票，政策傾向特定世代、特定階級利益的背後，卻同時也隱藏著史上最大「龐氏騙局」的危機——不管是上述哪個政策，都讓日本國債佔GDP比例（240%），早已在全世界各國中高居第一，並持續增加中。

蔓延各國的「日本病」：一個世代改變一個國家，然後呢？

日本政府的「超級負債」和巨額赤字，比起爆發歐債危機時的希臘等「歐豬五國」還高，之所以沒有爆發全面性、系統性的金融危機，是由於其「債權人」，絕大部分來自於國內而非國外，且多正是來自於資產豐厚的「上流老人」們。

但這個持有大量國債的資深世代，如今卻一方面持續領著債券發放的利息；二方面，政府如今發放債券的目的，很大部分也正是用在他們的「退休福利支出」上——

換言之，「上流老人」們「兩面領錢」，加上很多人擁有房產，退休後的生活安穩大致無虞。

但日本全體社會卻為此付出了代價，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註）

日本政府最近剛完成 2018 年的總預算規劃，支出規模連續六年創下新高：其中占總預算案歲出 3 成以上的，正是絕大多數花在「年金給付」上的社會福利預算，相較 2017 年度增加 了 4997 億日圓，總額達 32 兆 9732 億日圓（約新台幣 8.9 兆元），且這還不包括對象同樣以高齡者居多的醫療照護支出。（來源）

如今，為了避免年金系統崩潰，原本封閉保守的日本也開始大力歡迎外國人來日本工作，填補繳稅的空缺。

事實上，全世界的許多已開發國家，隨著人口邁向高齡化，也都面臨著日本病（Japanization）的問題，台灣亦不例外。甚至連過去被視為擁有「人口紅利」的中國，由於經歷「一胎化政策」、青壯世代人口銳減，也提早「生病了」。

「日本病」、「上流老人」、「世代差距」⋯⋯等問題，對於我們這代的台灣年輕人來說，背後更有一個值得重視的危機：

當權力和資源，長期集中在某個世代、某個階級手中時，一人一票、看似公平的民主制度，似乎漸漸出現「失效」的困境。比方說，太陽花學運後，台灣年輕人的投票率雖數度高達 70% ，如今卻不見政府對於這個族群的重視。

也許 50 多年前的日本年輕人，曾經幻想著手上的選票能夠改變世界——而他們某種程度上，也的確辦到了。

但時至今日，持續只考慮自己、並且缺乏制衡的結果，留下的卻是這個國家日趨嚴重的階級差異、世代對立、財政黑洞，與面臨失效危機的民主制度。

註：更仔細點來說，同樣身為「團塊世代」，卻陷入貧窮的「下流老人」在日本同樣所在多有，亦值得關心。但擁有資產的「上流老人」與代表其龐大利益的民意代表們，卻時常將「退休老人」視為同一個族群，無差別地給予豐厚的福利制度。反觀如今正在持續納稅的青壯中產階級，稅金大多立即用於支付種種高齡者的福利上——但未來2、30年他們自己退休後，財政狀況是否還能支應，過度膨脹的年金與福利制度是否破產？此議題成為日本和許多「日本病」社會，共同面臨的困境。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綁架全日本的「上流老人」們》，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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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現就讀東京工業大學。交大棒球隊，但是不太會打球。重複的事可以講 200 次，所以透過寫作提醒自己講過了。因為扶輪社米山獎學金的關係，接觸了日本很多中小企業家，也改變了對人生的看法。

來日本後，每天都夢到雞排（脆皮那種）跟迷客夏的伯爵紅茶拿鐵加波霸。宜蘭人，香菜黨，任何要消滅香菜的都是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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