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經濟停滯導致崩潰？挑戰雖大但有機遇？「中國前景」好壞，學者觀點交鋒
川普（Donald Trump）回潮對世界的衝擊，以及中國崛起何去何從，各方觀點不一，難有定論。美籍中國經濟學者許成鋼認為，中國經過快速成長之後陷入了停滯期，恐淪落類似蘇聯崩潰前夕的狀態；北京大學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賈慶國則主張，川普勝選對中國而言，挑戰與機遇並存，但挑戰遠遠大於機遇，中國要「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習近平主政下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意涵與前景」國際研討會29日在中國文化大學大夏館舉行，其中一個場次邀請3位境外學者對「中國的未來」發表看法。主持人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趙建民表示，3位學者不同觀點將會擦出火花。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陷入停滯，恐淪落蘇聯崩潰前夕的程度」
近期出版《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新書的美國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中心資深研究員許成鋼，從中共政權性質的廓清切入，他認為長年以來人們都錯將中國共產黨的「極權主義」當成「威權主義」，從而導致一系列嚴重後果。許成鋼舉例，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在1940年代出版的著作，竟將國民黨定義為「極權主義」，致使美國政府決定不支持國軍，在失去美國的支持下，國民黨政府輸掉了內戰。
在許成鋼看來，蘇聯和中歐、東歐共產集團，與中國共產黨都是極權主義的性質。而蘇聯和中東歐極權主義集團的崩潰，原因之一在於經濟改革的失敗，之二是社會抵制極權制度的壓力持續上升，之三是人道主義和人性觀念直接與極權主義產生衝突，之四則是民族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的衝突。以上4個因素合在一起，才導致了蘇聯與中歐、東歐共產極權主義制度的崩潰。
許成鋼舉例說明，蘇聯崩潰的前夕，經濟改革的失敗，體現於有10年多一點時間的經濟停滯。他認為，今天中國在經歷30年快速的經濟增長之後，近年來也進入了經濟停滯的階段，其經濟改革的失敗，恐怕也淪落到蘇聯崩潰前夕的程度。
許成鋼進一步強調，共產主義極權主義和人性之間，有著最基本的衝突，其意識形態來自於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核心理論就是人都是分階級的。蘇聯於1936年宣布消滅了階級，因此便失去了用階級道理去壓制人性的理由。而中共長時期開展「反修防修」和「文化革命」，許成鋼認為，在此背景下教育出來的所有中國人，其消滅人性要比蘇聯消滅得遠為更乾淨。
「中國的挑戰遠大於機遇，中美關係若不好台灣危險將更大」
賈慶國則從川普的當選，談及對中美關係的挑戰。賈慶國指出，川普新政府對中國而言，挑戰和機遇並存，但是挑戰遠遠大於機遇。從挑戰的角度來看，川普提高關稅的政策，對中美經濟影響非常大。相對於拜登（Joe Biden）的「小院高牆」政策，川普可能會對中國科技產品的出口實行「大院高牆」政策，甚至會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限制與中國的科技合作，也會強化中美留學和學術交流的限制。
賈慶國研判，川普可能會提高美台交往的層級，乃至於將台灣駐美代表處，轉變為實質性的外交機構，加大對台軍售的力度，無法排除改變對台「戰略模糊」的可能性。他表示，川普在外交上單邊主義的做法，將減少盟國對美國的牽制，使得美國與中國的對抗更加肆無忌憚，同時還會破壞全球的秩序和治理。
從機遇的角度來看，賈慶國認為，在中美貿易量大，美國通膨又高的情形下，都限制了美國大幅提高關稅的可能性。川普宣稱將對中國加徵高關稅，可能更多的是談判籌碼，中美雙方還是有機會達成某種妥協方案。至於限制科技產品出口，賈慶國說，中美之間很難做到完全脫鉤，此做法還會損及美國盟國的利益，盟國不見得會積極配合。
在台灣問題上，賈慶國分析，川普反覆表態自己是「和平總統」，在一定程度上將致使他對於台灣問題上採取相對謹慎的做法。此外，馬斯克（Elon Musk）始終認為「台獨」不是一個選項，他可能也會在台灣問題之中發揮比較積極的作用。而川普在外交上的單邊主義，或將令中國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大角色。
對此，賈慶國也利用機會提醒台灣，需要慎重思考，「如果中美關係不好，台灣會怎麼樣？我覺得台灣可能會面對更多的問題和挑戰，而且危險也會很大。」
賈慶國總結，中國要應對挑戰大於機遇的前景，首先必須「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其次則是堅定維護國家在領土和主權的核心利益，「在這方面沒有讓步空間」；再者要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爭取國際支持；最後「打鐵還靠自身硬」，中國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能更加有效因應來自美國新政府的挑戰。
「中國學界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國家介入造成更多負面後果」
任教於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台灣學者耿曙，提到了由於中國崛起與西方之間形成互別苗頭的格局，因此促使中國大陸學界希望能夠超越西方的反思，形成中國式觀點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耿曙指出，大致在中共18大至19大之後，中國大陸學界特別強調構建自主知識體系。
然而，耿曙也說，這波知識反思的運動，並非中國大陸知識社群自然而然發動的，而是國家由上至下的引導與監管。其造成的負面後果，包括學風低落，不再追求專業前沿方法，以及越來越多青年學者重視社交，而非鑽研學術等研究風氣的頓挫，使得國家原先賦予的目標被替代，超出了國家原先想要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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